第239章 烏臺詩案後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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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在熙寧年間重用王安石變法，這一次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從事改制。

元豐二年三月，徐州知州蘇軾調任湖州，四月在湖州作《湖州謝上表》上書宋神宗。

這其實只不過乃是例行公事的上書奏摺，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兩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蘇軾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恰巧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曾有鬥法，司馬光給王安石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而“新進”則又隱喻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其《上神宗皇帝》書裡曾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被罷相。

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且他又歐陽修門人也是文壇的領袖。

值此之際，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於是御史臺就出謀劃策應運而生有此一計。

適逢蘇軾《湖州謝上表》裡的那幾句話有拂上意。事情又千般巧了萬般遇，當時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隨後又有李宜之、李定等一眾政敵盡皆不約而同殺到一起，於是大家一起上書陳詞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更是有拂皇上，甚而至於有人強烈要求對蘇軾進行斬首。

李定更是舉了四項理由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要求對蘇軾處以極刑，以儆效尤。

又有蘇軾好友聽到這個訊息，趕緊送信蘇轍，才派人去了湖州告蘇軾，朝廷派出的欽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訊息，立即請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

蘇軾知悉後，恐逃不過劫，馬上就找了家人，更是和王閏之交代了一些後事，蘇家人當時處於非常驚恐的狀態中——“老幼幾怖死”，情急之下將招致災禍的詩書“悉取燒之”。

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皇甫遵到湖州之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蘇軾方才出之。祖無頗連忙提示:“衣服，衣服。”蘇軾說:“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無頗提醒道:“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否則更是給人以罪名”。於是蘇軾又復才穿上官衣官靴，面見欽差皇甫遵。

此時，太守官衙上空突然一團無形氣流出現，我這個二十一世紀的餘某人就恰巧看到了史上有名的“烏臺詩案”，一見下面處於浪峰之巔的蘇軾，我就好是一陣鬱悶，怎麼又是勞苦命，一來就是忒傷神！

但見蘇軾出得門來說話：“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蘇公，不至於此！”皇甫遵淡然地安慰著蘇軾。然後命士兵開啟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過是說蘇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