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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國中校長想拼業績,說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願高中的話,三年學費要幫他出,所以才來考。
他說原本以為要進這個學校這麼難,學生必定都很優秀,沒想到連自己都考得上,所以覺得「咱大家都差不多,不必龜笑鱉無尾,以後就共同學習,共同漏氣求進步。」
講完之後全班安靜,不過,肯定不是震驚,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聽不懂,少數聽懂的也不能體會那些顯然超齡的語意,直到阿義笑出來並且率先鼓掌之後,全班才有點禮貌性地跟隨。
他寄住在板橋親戚家,親戚做的是承包辦公大樓清潔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都跟著幫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總是穿學校制服;兩人混熟了之後,有一天阿義問他為什麼不跟其他人一樣穿工作服?沒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當成跟他們同款的人?」
阿義的媽媽很疼他,因為是同鄉。阿義的媽媽常邀他到家裡「吃好料、補一下」,兩個人在廚房講鄉下的過去和現在,講學校老師誰還在不在等等;媽媽常說阿義國中之後跟她講的話還沒有他多。
兩人後來更熱絡,因為一起編校刊。不過,後來校刊出了大麻煩,因為他訪問了幾個當年稱為「黨外」的校友,學校有意見,報紙上還鬧了好幾天。
阿義常想或許就因為這個因緣吧,他從此和「政治」沾上邊;大學時期他花在那幾個選上公職的黨外校友的辦公室的時間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義和他大學同校不同系,他念歷史,阿義念企管。考上大學的時候,阿義的母親包了一個十萬塊的紅包給他,笑著說是「同鄉會」給他的獎助學金,阿義記得他紅著眼眶跟媽媽說:「我一世人會記得你和阿義這分情!」
阿義的爸爸對他始終沒那麼熱情,有一次還有意無意地跟阿義說:「這種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較無情。」記得媽媽還罵他迷信。
畢業後,阿義跟著爸爸從商蓋房子賣,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參選的時候,阿義贊助了他一大筆錢,總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當看到競選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當作過去抗爭的資歷時,阿義才驀然想起青春年少時曾經發生過的那件事。
板橋那些親戚看到阿義全都迎過來,忙著端茶、遞煙、遞檳榔;當阿義看著那一張一張黝黑、熱情的臉的剎那間,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起當年他說:「那人家不就把我當成跟他們同款的人?」的時候,那種有點不屑的表情。
後來阿義常跟朋友說,那一天他第一次瞭解什麼叫做「選擇性記憶」——他記得的,阿義早已遺忘;而他或許已經遺忘的部分,阿義卻如此深刻地記得。
那次他當選了,報上說他是少數形象清新的當選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個全新的政黨就像一個孕育已久而終於呱呱墜地的寧馨兒一般,備受寵愛、期待與包容。
阿義還記得在另一次的選舉活動中,當這個政黨的某個候選人在臺上以激情的語言述說民主運動過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時,底下的聽眾回應的是同樣激情的呼喊和掌聲,當有人發現阿義並無類似的熱情時,竟然毫不避諱地高聲喊道:「沒鼓掌的他家死人。」
沒想到那聲激情的咒罵最後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剛好也是房地產的谷底,阿義父親的公司之前在郊區所蓋的一大批社群型的房子完全滯銷不打緊,連當初大量買進的山坡地也因為法令改變有很大的部分被禁止開發,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法令規範開發則需要增加可觀的成本,資金方面銀行又遇雨收傘,於是公司當下進退兩難,阿義的父親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趕赴銀行談判時猝死在計程車上。
當天夜裡,已經一兩年沒有聯絡的他竟然出現在阿義家倉促設立起來的靈堂前。阿義只記得他一進門就跪了下來,然後趴在地上一路嚎啕爬了進來,嘴裡有一句沒一句地呼喊著什麼「大恩來不及回報……怎能就這樣走了!」之類的話,誇張的動作和聲音把在靈堂前幫忙的鄰居都嚇傻了。
當阿義的母親扶起他之後,他緊緊地抱著她,喃喃地說:「阿母,對不起,我來晚了,對不起!阿母!」
忙碌了一整天的阿義直到那一剎那才發現怎麼這整個過程都有鎂光燈斷續閃爍著,而當鎂光燈不再亮起的時候,他隨即放開阿義的母親,走到阿義的面前說:「事情怎麼會這樣?」
阿義雖然看到他滿臉通紅,聞到他一身酒味,但還是把這幾年家裡的狀況、生意上的壓力等說了一個梗概,他身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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