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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著是國民革命,接著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閒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鬆,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著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裡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載1947年10月1日《中國作家》第1卷第1期)
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裡。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絡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裡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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