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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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代，是一個災異符瑞盛行的迷信時代。王充以唯物主義自然觀否定了天與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他又進一步把一切迷信（巫術、卜筮、術數、忌諱等）包括在“疾虛妄”之內，一一加以批駁。王充還觸及了這些迷信禁忌的社會根源。他說“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他指的“愚人”，不只是一般群氓百姓，還包括那些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各種迷信職業家正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從事騙人活動的，王充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的醜惡嘴臉。王充對世俗迷信的批判是全面的，他所用以批判的觀點和方法雖然較為樸素，但卻有相當的說服力。

可以看出，王充以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集前人無神論思想之大成，以元氣自然論論證萬物生化，否定了董仲舒以來的神學目的論，並確定了古代無神論的理論體系。說王充建立了無神論理論體系，這要從與神學體系相對立的角度來說明。有神論的發展及其核心內容，是從靈魂不滅發展到有神觀念，再進而產生出對最高人格神——上帝（天）的崇拜，由此又派生出神秘的目的論以及各種宗教和世俗迷信的形式，從而形成神學體系。王充則是對神學體系的基礎到其核心內容與表現形式的全面批判，並在批判中建立了無神論的理論基礎——唯物主義氣的一元論及萬物自然生化論。他論證了天是自然的天，人與天的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天道（自然之道）無為，不能干預人事，從而否定了譴告說與天人感應論；他又從形神關係上論證了人死神滅無鬼，對鬼神給予理論的否定。基於上述論點，他對由崇拜人格神派生出來的神秘主義及世俗迷信，原原本本地逐一加以駁斥。他對神學理論核心的批判完整而系統，對錶現形式的批判也是很全面的。王充的社會歷史觀是從屬於他的自然觀的，較集中地表現了他的自然觀中的消極因素。他反對頌古非今，並提出了今勝於古的論點，他也看到了社會物質文化方面的進化，有歷史進化論的因素。但是他又以今況古，把古今等同起來，這就陷入了形而上學。王充否定五德終始說的歷史迴圈論，但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三教迴圈論，其中雖有針砭秦漢社會文薄的積極因素，但同樣是一種歷史迴圈論。王充認為，世之治亂繫於天時，這也是一種自然命定論，但他又認為自然災害是“德衰政失”造成的，對自然災害要積極治理，靠祭祀祈禱不能消除災害。王充提出的治國之道，也是一種平庸之見，沒有什麼獨到之處。王充一再用符瑞宣揚漢德，他講符瑞沒有什麼種源，其中包涵著反對血統論的積極因素，但符瑞本身原是無稽之談，所謂符瑞不過是為封建統治裝點門面、粉飾太平而已。

王充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主要集中表現在《實知篇》和《知實篇》中，而其精神則滲透在有關聖賢、書傳、人材等篇目的論述之中。王充對孔子和聖人大膽地作了如實的評價。他既推崇聖人學識淵博，道德高尚，又反對盲目迷信聖人，認為聖人也有缺點。漢儒在神化聖人的同時也神化了經藝，他們宣稱聖人是萬世師表，而聖人創作或審定的經藝則萬世不移。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被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體系應運而生，至東漢則發展為讖緯儒學。王充正本清源，從秦始皇焚書坑儒談到漢代經藝的發現過程，對經藝重新估價，進行解說，剝去漢儒給經藝披上的神秘外衣。

王充根據親身的體驗，論述了他識別人材的觀點。他提出如何區別佞人與賢人，揭穿了佞人陰陽兩面的醜惡靈魂。他把文吏和儒生進行對比，序儒生於文吏之上，對東漢豪強把持仕途和官場的腐敗現象作了無情的揭露。他從儒生中又篩選出通人，將通人區分為文人和鴻儒。他認為司馬遷、班彪父子等屬於文人，而鴻儒則更高一籌，他們不僅博古通今，而且能論說世事，昭辯然否，可謂超等奇才，他在《狀留篇》中抒發了自己不得仕進的憤懣心情，又揭露了當時官場中的黑暗和反常現象。王充的這些觀點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現實意義，我們可以有分析地批判取其義而用之。

劉盼遂先生說：“原夫《論衡》一書，歷來號稱難讀者，約有四因。一曰用事之沉冥；二曰訓詁之奇觚；此二者屬於著作人之本文然也。三曰極多誤衍誤脫之字；四曰極多形誤音誤之文；此二者屬於後代鈔手及梓人之不慎而然也。”有清一代，特別是乾、嘉時代，校勘古書成就斐然，但對於《論衡》，如盧文弨、王念孫等，都是手校群書二三十種的人，而沒有一人校及此書，俞樾雖有校正，僅以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