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七十六章 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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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窈卻說：“那個瞿仁杰和他爹兩個人就從沒安分過，總是和咱們作對，可真是苦了四郎這份兒心，一直都不忍傷害他們，可他們卻越來越囂張，他們是不是還以為四郎是怕了他們呢？”蘇裴說：“咱們女人家啊，就不要為四郎在朝中的事情操心了，他必是有自己的打算，或者說對瞿式耜的為人還是瞭解的。否則四郎又怎麼會始終留瞿式耜在內閣呢？”

舒窈又道：“就算是沒有觸犯天條，可是他們也太咄咄逼人了，就沒有法子整治整治？”蘇裴含笑道：“孤以為，四郎這樣做才是對的，饒是天威難犯，帝王也不能用自己的喜惡隨意來判罰臣下，更改律條。何況我皇家歷代也沒有爛施淫威的天子，人家有沒有造反，只是罵兩句，咱們難道還能砍了人家的頭不成？”舒窈嘟著嘴生悶氣，穆清扶著她的肩膀道：“姐姐說的對，大明曆代大都是允許任何人表達不同意見的，而且絕對不會因個人的喜惡而治罪。

幾個女人的話雖然有些絕對，但是事實卻也大體如此，即使到了明末最變態的黨政時期，也需要將政敵羅織出罪名才能將其打到，因言獲罪在大明基本不存在。比如海瑞，扛著棺材和嘉靖爺幹，嘉靖爺還是讓他把棺材又白白的扛回去了，還讓海青天博得了天大的清譽，嘉靖爺即使差點兒被他氣死，一封天下第一言事疏便堵著氣看了三回，可看罷之後，並無一句怨言。嘉靖爺說的很清楚，海瑞是比干，可他不是紂王。

這就是可愛的大明，生氣時，人們都喜歡罵娘，然而罵過娘之後，需要站在客觀立場上去處理事件的時候，道德、法律、情禮，都明晃晃的擺在眼前。可以負責任的說，這個王朝是封建史當中擁有最完善法律和政治體制的朝代，漫說清朝對這些法律和政治體制進行了大部分的沿襲，就連當今我國的官僚體制，都可以找到大明時期的影子。

漢家自古霸王道雜之，看一看歷代的科舉試卷，多半都有要求帝王依法治國的話語。中國人為政的最高目標應該是這樣，以法律為準繩，以禮讓使人自動自發的來遵守。這便是夫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是中國傳統治國理念與西方體系的最大區別。

科舉試卷中有很多對於依法治國思想的表達，不意味著中國缺少依法治國的土壤，而恰恰說明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法律建設，所以舉子們才會投其所好。考試嘛，自然是國家需要什麼型別的人才，考生就會集中儲備相應的知識結構用以讓考官檢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西方國家的民主法治可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凡事基於法治，以法治對社會加以管理。而中國的民主法治是以法治為核心，並在法治之外包裹上禮讓的外衣，讓法治看上去不那麼冰冷，讓人們遵守起法治來覺得很有面子，能認為這是一種榮耀和高尚的行為，所以人們都會自動自覺的去遵守法治。

一定有人會說，這是人治，不是法治，西方法治人人平等如何云云。可是當西方的有錢人花了大價錢聘請律師使自身脫離制裁，而窮人只能在法律面前自認倒黴的時候，誰能說到底是人治更好些，還是法治更好些？人治與法治的最大區別在於司法獨立，可司法一旦脫離了掌控又該走向何方？槍殺總統之後被定性為神經病的意識錯亂，又是怎麼一回事？司法獨立後，法律並非是神聖的，只有控制住法律和媒體的階級才是‘神聖’的。如果不是政府控制了司法，那必然會是財閥。所以相較於財閥，我們更該相信司法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才是安全的。

《唐律疏議》也好、《大明律》也罷，又比如《宋刑統》，這些都是我國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法典，然而這些都是以刑律也就是刑法為主的法典，而儒家思想在中國則形如組織法，也就是憲法。

這就是我們的偉大國家，不要以為我們不懂民主、不講法治，我們恰恰是這個世界上最早實行民主法治的國家。當我們的法律已經刻在方鼎上幾千年時；當我們已經有包拯、宋慈那樣鐵面無私，科學斷案的法治基礎時，西方人還在把犯人捆綁起來扔進池塘，依靠犯人是否能夠在池塘裡得到上帝的救贖而判別他是否真的有罪。

《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今日是個大朝會，朱四本想要藉此機會公佈恩科殿試的具體日期。然而經歷了昨夜倚月樓提詩之後，他求才若渴的心情略有降溫。大明到底需要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