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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寒暄之後,

霍耀文正準備告辭回宿舍的時候,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週刊,封面上的標題很醒目:《論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霍耀文下意識的將雜誌拿起來一看,正上面寫著明報月刊,翻閱到寫有標題內容的一頁:

“1961年,香港中文大學教職主任,新亞書院創始人,哲學教授,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對外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說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

在這篇文章中,唐君毅大力抨擊海外華人社會當中,急謀歸化外國的風氣,指他們匆匆放棄本國的文化、語言和傳統習俗。

當時這篇文章一經發布,迅速的轟動港島以及海外的華人群體,就中華文化的現狀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討論。

唐教授大力主張文化保守主義,批判那些以進步或時代潮流風勢之名,或以打破狹隘國家民族觀念為藉口,拋棄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

他結合哲學思辨的口吻和激動的語調,寫道: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

“...香港社會的部分知識分子出現了摒棄中華上下五千年之傳統與文明,捨近求遠,以一種病態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

出去吃個早茶,坐個黃包車,都是滿口的洋文,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自己知識分子的標杆和身份。

這種求進步而不根於理想,只是求變遷、務新奇、失本根、離故常,此並非真進步,而只是輕薄自己與祖先罷了。

三年後,唐教授又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一文,進而批評香港學術文化教育中之價值標準之外在化,並大力抨擊部分華人知識分子放棄守護民族自身學術及文化的價值。

唐教授認為當今的學術風氣,是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

文章中寫道:“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准其有價值,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此即為奴隸的人。

這事一種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進至一切求信守於他人的悲哀。

這種只居於求信守於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認識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認識自己”,是一種奴隸意識之開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來文人,1949年春,他應廣州華僑大學之聘南下,但因時局動盪,沒有多久便離穗赴港。

到香港後,唐君毅與錢穆、張丕介等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受聘為新亞書院教授,除擔任書院主要課程外,還兼任教務長一職。

一切本該都很順利,但在1964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一週年之際,英政府強行要削弱中文大學書院的自主權,這也導致後來在1973年,唐君毅憤然辭去中文大學教師職位,以及新亞書院校董一職。

所以他對民族學術文化的被邊緣化,以及離散華人知識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處境十分憤慨。

...

自明報月刊重登發表了唐君毅幾年前的兩篇文章後,香港無數的知識分子和各種撰稿人就這篇文章,在報紙和雜誌上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其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是《盤古》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國人的迴歸》

撰寫這篇文章的是盤古雜誌的執筆主編,同時也是雜誌創始人之一的包錯石,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兩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讀,後在文章中提出了迴歸這項議題,呼籲全港推動海外中國人的“迴歸運動”。

這項迴歸運動的呼籲,並非單指香港的主權迴歸,而是把“迴歸”首先哲學性定義為一個關於人如何運用自己的“人的條件”,找尋生存憑藉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海外中國人該如何尋回自己的根。

文中寫道:“漫天動地的,人生只是一個迴歸的運動,在這運動裡,每個人挾著他的鄉愁、他的貢獻、他的需要,迴歸到他應該歸屬的地方,人生的悲歡離合,都只是這派迴歸之流中的浪花……

文章的部分內容,包錯石儼然重複著唐君毅的同一調子,認為人和其歷史、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否則人將失去民族文化歸屬,墮入失落及飄零的處境。

可是,包錯石在文章中並沒有在掀動悲情之後,像唐君毅一樣停留在失去文化歸屬的悲鳴的哀嚎中,而是去除他筆下被病態化的失去歸屬狀態,重新演繹為海外國人的迴歸。

.......

《盤古》自發表了包錯石的這篇文章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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