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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開經筵了。 這是這幾天除了金英下獄之外的另一件朝廷大事。 這件事兒起初是禮部左侍郎儀銘建議的,並且立刻就得到了朝廷上下文官們的贊同。 去年土木堡之變,太上皇朱祁鎮北狩,郕王朱祁鈺臨危受命,登基稱帝,穩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並透過互市、救災等一系列的施政展現出一位明君的潛質。 但是,朱祁鈺畢竟是臨危受命,之前學習的都是皇家教育,並未經歷過正經的帝王教育,所以,在施政期間,朱祁鈺也是隱隱感受到了文官集團對於他所做決定的排斥。 對於此事,某天他在處理完禮部政務的時候和儀銘吐槽過,儀銘便建議朱祁鈺可以重開經筵,拉近和文官們的關係。 經筵這件事,朱祁鈺聽說過,但是並不熟悉,儀銘索性便解釋了一番。 經筵,漢唐以來專門為帝王或者太子特設的經史課堂,一般由朝廷重臣和翰林院諸官擔任講師,主講儒家的經史子集和歷朝歷代的帝王學說,是朝廷文官們極為看重的一項政務。 與皇帝的御前講習不同,經筵要在每個月固定日期召開,並且分為經筵和日講兩種,經筵每月三次,被列入講官行列的人,如無例外,都要參加,日講則是每天都有,但是不需要那麼多人參加,只需要當天有講課任務的大臣參加即可,其他人愛來不來。 有明以來,只有朱祁鎮開過經筵,因為他登基繼位的時候年齡太小,還處理不了政務,所以政務都是有張太后和內閣三楊商議處理的,但是朱祁鎮畢竟會長大,早晚有一天要親政,所以內閣輔臣楊士琦進《請開經筵疏》,請求重啟經筵制度,為朱祁鎮講授儒家經典和治國之道,張太后果斷同意,於是,八歲的朱祁鎮便開始了悲苦的經筵之旅。 儒家重禮儀,經筵自然也不會缺了相關設定,文臣們設定了一整套極為複雜的流程來規範經筵,甚至細化到了筆墨紙硯的擺放方式都有明確規定,更別提人員設定了。 經筵有知經筵事,負責經筵的一切事務,又怕他忙不過來,還設定了兩到三名同知經筵事來分擔,其繁複程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大明朝廷統轄億萬子民,各部衙門也不過是一個尚書兩個侍郎,經筵几乎等同於各部了。 而且整個經筵從開始到結束,參與者都不能輕言妄動,只有負責主持的鴻臚寺官員可以按流程唱和,儀式上的嚴謹度比開大朝會還高,而且不像朝會那樣是在廣場上,而是在一間屋子裡,誰有個風吹草動立刻就會被人發現,然後扣一個不敬經典的罪名。 皇帝也是參與者,自然也好不到哪裡去,經筵上還特設了一個展書官,專門負責替皇帝翻書,因為經筵制度規定,皇帝也不能隨意亂動,包括翻書...... 所以,經筵這件事,折磨了朱祁鎮整整八年,直到張太后去世,朱祁鎮親征,經筵這才暫停,但是也沒有明旨,只是說沒時間,暫時不開而已,畢竟這件事是文臣們極為看重的,要真是明旨關閉,那文臣肯定要爆,誰也不會沒事給自己找麻煩不是? 不過文臣們為什麼這麼重視經筵這件事呢? 自然是有好處的。 首先,經筵本身規格就足夠高,給皇帝上課的講堂,哪個書院敢相提並論?能參加經筵,給皇帝講課,自然說明自己的儒學經典已經熟練掌握,退休後自稱一聲大儒都不為過,這對於文官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其次,經筵是給皇帝授課,自然算是帝師,這個名頭也是大明立國以來極少存在過的,畢竟太祖朱元璋登基之時已進不惑之年,太宗朱棣登基也四十有二,仁宗在位時間太短,宣宗也是二十八歲繼位,並且經過了太宗的悉心教導,對於朝政大事熟稔於心,治理國家駕輕就熟,不需要什麼人教導他治理國家,至於建文?他認為的那三位帝師就別提了,削藩削得建文帝都失蹤了,建文這個年號到朱祁鈺這會兒還是不存在的,大明史書裡活生生空出來好幾年,還有什麼好說的。只有倒黴蛋朱祁鎮開過經筵,有過帝師,那些大臣基本都是名利雙收,例如內閣的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的胡濙,吏部的王直,工部的高谷...... 還有,經筵本身講授的是儒學經典,那群武將勳貴基本上是沒有機會擔任講師的,有資格給皇帝講課的全都是文臣,這就意味著文臣可以將儒家的治國理念灌輸到皇帝的腦子裡,暗中影響皇帝按照文臣們的思路來治國安邦,這對於文臣的地位自然是有極大好處的,隱約間便高了武將一頭。 還有,經筵是文臣接近皇帝的好機會...... 還有,一旦誰在經筵上得到皇帝的青睞,提拔速度將會極快...... 總之,經筵這件事對於文臣來說,好處極多,壞處則幾乎沒有,自然要大力支援。 於是,朱祁鈺在慎重考慮之後,果斷下旨,重開經筵,命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谷同知經筵事、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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