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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鈺也沒有怪王直大驚小怪。 攤丁入畝,改丁口稅為田畝稅,這一招是直接針對天下地主的,王直身為內閣首輔,自然清楚這項政策面臨的困難。 皇帝這是在和天下所有地主作對啊! 要知道,天下地主可不僅僅只有文人,還有武勳和藩王,這些人隨便拎出來一個,家裡都是連阡累陌,跨州連府,數不清的田地。 皇帝直接對田地徵稅,那就意味著直接從他們手裡搶銀子,這些人怎麼可能接受? 尤其是藩王是皇家的人,理論上是有皇位繼承權的,而武勳又是大明軍事力量的代表,手裡握著大明絕大多數軍隊,這兩個加在一起,那就有了造反的基礎,而且還是名正言順、實力雄厚的那種,真起兵了,皇帝想要剿滅起兵之人都費勁。 王直勸道:“陛下不可,若是改丁口稅為田畝稅,那就是和天下人開戰,即便陛下您如今威望正隆,但是對上天下人,也沒有贏的機會啊!” 朱祁鈺卻是皺了下眉頭,道:“你慌什麼?朕現在也是在和你商量,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不然朕直接下旨就好了,還和你說幹什麼?” 王直這才舒了一口氣,道:“陛下,此事太過兇險,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著想,您萬萬不可為之。” “此事臣也會為陛下保密,絕不會洩露一個字的。” 朱祁鈺知道這件事王直肯定是做不到的了,於是道:“王老愛卿多慮了,朕短時間內還不會去做此事的,你也知道朕的習慣,沒有合適的機會和佈局,朕不會輕易冒險,你就放心吧。” 王直聽朱祁鈺這麼說,也是點點頭道:“既然如此,那臣就不說了。” 接著話題一轉道:“臣以為,這開徵商稅一事倒是可以提前做一做。” 大明重農抑商,這也是太祖定下的國策,但是和後世傳說不同的是,大明其實一直是有商稅的。 大明商稅大體分為內地關稅和海關稅。 海關稅好說,因為大明的海禁政策,只會針對番邦使團朝貢時所攜帶的私貨,而且大明還規定了使團規模,所以這部分的交易額極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內地關稅則是以市稅、過稅、船稅來徵收,其中市稅包括門攤稅、塌房稅、交易契稅、竹木抽分等等,以各地稅課司徵收,過稅則是主要針對販運,包括鈔關稅、抽分稅、門稅等等,船稅則是隻針對水路運輸的貨物,按照船隻大小來收取。 大明建立之時,因為蒙元的橫徵暴斂,天下商戶疲弊,蒙古人手下的色目人控制了大明絕大多數貿易,隨著太祖朱元璋驅逐韃虜,這些色目人的生意自然也就廢掉了,所以朱元璋為了恢復大明的商業,制定了三十稅一的政策,不過隨著朱元璋的去世,也就被莫名其妙地固定了下來,從此之後,大明的商稅基本上就是按照三十稅一執行的。 如果大明是如此低的稅率,商業應該比較發達才對,為什麼明初百年的商業並不發達呢? 問題還是出在朱元璋這裡。 朱元璋在位時對天下人進行了分類,將天下百姓分為了民戶、軍戶、匠戶等幾個型別,商戶自然也在其中,而為了讓百姓能夠固定在一個地方生活,方便朝廷管控,朱元璋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路引制度,百姓想要去其他地方,需要地方衙門開具的路引,商戶自然也要有商引,如此一來,商戶就失去了行商最重要的優勢——互通往來,畢竟出都出不去,商戶能找誰交易? 商引控制在地方衙門手裡,而地方衙門又往往和世家大族交好,普通商戶很難拿到商引,所以利潤最高的異地交易也就落入了世家大族的手裡,導致在本地和附近交易的普通商戶很難做大,而世家大族因為和朝廷官員的關係,往往又以各種方法偷稅漏稅,將絕大部分稅款隱匿不報,朝廷到最後自然也就收不到什麼稅款。 對此,王直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才會說可以試一試開徵商稅,因為他知道,皇帝手裡其實是有一個大殺器的,那就是朝廷官員不得經商。 之前說過,太祖朱元璋還沒起兵的時候,也是過了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親眼看到過蒙元官商勾結,趁著饑荒囤積糧食大肆斂財,逼得無數人流離失所,易子相食,所以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後,直接禁止官員經商,後來可能是因為自己給的俸祿太低,所以放開了一點,允許地方上低階官員的家屬經商,但是四品以上不允許,大明律明確規定,凡公侯內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僕於市肆開張鋪店,生放錢債及出外行商中鹽,興販物貨,官員之家,不能於所部內買賣。 朱元璋死後,這一條基本上被朝廷忽視了,朝廷百官和藩王勳貴家裡都有生意,只不過大家都是用親戚和家奴的名義經商斂財,用以支援他們的奢侈生活,當年朱祁鈺弄的京東號就是這樣,在郕王府裡找了個親信衝做掌櫃開辦的,都察院也知道,不過他們也沒有說什麼。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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