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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不是全部。要搞市場經濟,政府就得放權,市場就要發揮關鍵作用,但我們搞的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既然我們講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我們的放權可能和其他搞一般市場經濟的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的過程還不一樣。
第一,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當中,我們總結一看,我們的政府確實還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我們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應該說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點連西方國家都不得不承認。╬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第二,我們黨的基本方針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我們黨又是執政黨,我們的幹部、各級領導都是共產黨的幹部,他不管經濟管什麼?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這也有點道理。
第三,在很多領域,一些主要經濟要素,比如土地、礦產等資源,特別是土地公有,這一點和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還有現在我們講的一些重要政策,比如環保,比如社會保障,比如人口,也是政府在起主導作用,政府不管也不行。
第四,中國的區域差別很大,東部發展很快,東部按照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來界定政府的權力,可能條件已經比較成熟了。但中西部還比較困難,如果政府不發揮比較重大的作用,要追趕東部,可能會越來越難。更何況我們還在搞財政轉移支付,很多很多都涉及政府的事兒。
總之,我今天並不是在唱反調,我們搞市場經濟,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還是要發揮作用,我覺得主要是從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基本國情出發,可能還得有個過程,而且還會有我們的一些特點。
我們需要的並不是政府與市場的對立,而是一個新型的政商關係。在我看來,新的政商關係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政府掌握權力,特別是審批,我覺得這個要逐步減少,這是一個大方向,這一條十八大後我們走得很快。但從我的經驗來看,與其說企業怕審批,不如說它們更怕審批的不公平、不透明、不穩定、沒有可預見性。在中國,現在政府放權當然很重要,但政府在行使目前掌握在手中的權力時,希望能夠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策更加穩定,更加有可預見性,我覺得這比放權更重要,對我們很多企業家都是這樣。我以前碰到一些英國來搞投資的,他說我們不怕你們的政策不優惠,就怕你們的政策不透明。如果不優惠,我算一下賬,投資了不賺錢那我就不投了,或者是調整我的企業戰略來適應你們的政策。就怕審批當中的不透明、不穩定。我覺得這一條在某種意義上比放權更重要,不知道是不是準確。
第二,與其說政府放權很重要,我認為還不如說建立一種更好的政商關係更重要。過去都是企業家跟在官員的屁股後面走,求爺爺告奶奶,所以最近我幾次講話,能不能建立一個政府和企業之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關係,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援,不拉拉扯扯,不吃吃喝喝,關係很正常,很和諧。這種正常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比放權更重要。有時候權在那兒,如果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好,也不一定會傷害企業的重大利益,這是第二條。
第三,政府放權,我希望能形成一個倒逼機制。有兩種倒逼機制,一是中央的政策倒逼,中央規定地方政府要花更多錢用於社會保障、民生、醫療衛生等,這種倒逼使政府會覺得它掌握一些權力沒意思,收那麼多錢,收那麼多稅也沒那麼大意思,慢慢地,它就自覺不願意管了,因為上面規定了就是要把更多錢花在老百姓的民生上,它自己沒多大油水,慢慢放權變成了一種自覺行動。還有一種就是透過開放來倒逼,中國入世就是因為要滿足很多國際規則,倒逼我們開放了很多。現在也是這樣,比如我們和美國正在進行關於投資條約的談判,這裡面涉及很多政府放權的問題,因為核心問題是一個負面清單的問題,透過這來倒逼我們的放權。
第四,政府放權,我們建立一個新的政商關係,可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也必須符合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基本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行得通,而且讓政府放權,讓政府不掌握權力並不是目的,目的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得快一點,更健康一點,老百姓得的實惠多一點,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10頁 :關於信仰
關於信仰
◎龍永圖
有人說今天的年輕人不再有信仰了。確實,他們不再像老一輩人那樣把民族大義、國家命運掛在嘴邊,他們談論的更多的是自己。因此就判斷說年輕人沒信仰?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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