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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幾家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遭到如此嚴重的肢解，這在現代史上是罕見的。
第二，敦煌學是國際上的顯學，但是，這門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物件的多分支學科的大本營卻不在中國，而在譬如說日本或者法國。這當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個直接後果，使得一些西方學者得以捷足先登，佔山為王。在此不利形勢下，中國敦煌學的起步就成了中國學者到海外追尋、抄寫、研究文獻的過程。由於政治動亂頻繁和經濟貧困，中國學者即使在這方面也是舉步維艱，擁有的條件完全不能與日本學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棟的敦煌學著作面前，中國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數量上顯得十分可憐，以至於日本學者敢於理直氣壯地宣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面對以上事實，作為一箇中國人，我當然感到痛心，同時又時常陷入深思。我不斷問自己一個問題：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後，假如沒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繼來盜寶，洞內這些珍貴經卷和文書的命運會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會更慘。這個結論由一件事便可推斷，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國政府接管了藏經洞之後，決定把劫後剩餘藏品運交京師圖書館保管，結果是從敦煌到北京，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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