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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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鞏固已有的佔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宣告，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賣國乞降的面目。全國範圍內群情激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討投降活動的熱潮。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也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沒有和汪精衛一起投降，繼續留在抗日戰爭的陣營內。這是值得讚揚的。但在他看來，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游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他越來越憂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回顧這一年時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幾天後，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把話講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游擊隊之紛亂無系統”等四端，“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從蔣介石日記裡透露出的這些內心變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向防共反共方面，雖然他這時還沒有公開說出來。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各地製造的磨擦活動也明顯增多起來。周恩來在給延安的電報中說：“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衝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制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面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會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只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透過要限制異黨活動（四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密頒佈《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會議公開發表的《宣言》中說：“本會議鄭重宣告，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種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一貫之志業，因信仰不篤與意志不堅，致生頓挫。”③會議透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佈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④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

儘管如此，這時蔣介石仍主張繼續對日抗戰，嚴厲譴責汪精衛的投降活動，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盤打算主要是在內部醞釀和佈置，沒有完全公開出來。因此，這時中國共產黨處理國共關係這個問題需要謹慎而恰當，留有餘地，並且繼續觀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黨的方針。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國民黨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他在會上批評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只打到盧溝橋”。“國民黨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關於國共關係，他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佔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處於中間派地位。“過去，我們只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黨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黨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游擊隊。”他說：只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面，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⑤

此前，他在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他說：最近為止，我們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