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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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援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38）

《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這是由周恩來從武漢寄到香港，委託宋慶齡找人翻譯的。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39）。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為英文字寫了序言。他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這本小冊子同樣得到高度評價。

抗戰開始後還不到一年，毛澤東就能寫出這樣能正確地指導戰爭實踐的著作，一方面得益於他在長期革命戰爭中逐步認識和掌握了戰爭的規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也由於他從不放鬆讀書和理論研究，注意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從實際經驗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毛澤東不久後說過：“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對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舉進攻，毛澤東曾寫信告訴他的表兄文運昌：“我們的工作是很緊張的”（41）。每天，他總得先讀一大堆來自各方面的情報，對工作作出部署。然後，在昏暗的油燈下開始讀書或寫作。毛澤東習慣在夜間工作，他常對來訪者說：“我白天睡覺，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42）

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著重研究軍事問題。同時，也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他深知，許多錯誤的觀點，無論是“亡國論”還是“速勝論”，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學著作當時是毛澤東喜歡讀的書。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澤東讀了他的《哲學與生活》一書，寫下約三千字的輯錄。從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澤東用兩個月時間讀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43），這部書系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作了大量批註，其中有對原文內容的複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見解。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一書重點探討了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係。毛澤東“感到頗為新鮮”。收到書後，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讀完了”（44）

在軍事著作方面，對中國古代戰爭素有研究的毛澤東這時又認真地研讀了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他在延安組織了《戰爭論》研究小組，參加這個小組學習的莫文驊後來回憶道：

“採取的方式是每週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討論到深夜十一二點種。”“《戰爭論》的學習討論採用邊讀邊議的方法。當時只有一本書，是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譯文又很粗劣，讀起來很不好懂。後來由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併發了講義。記得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同志說：‘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拿破崙用兵重要的一條也是集中兵力。我們以少勝多也是在戰術上集中比敵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當然，這裡也有個政治問題。我們是正義戰爭，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援。凡是非正義戰爭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澤東一直十分重視讀報，把它作為了解國內外形勢的重要途徑。當年幫助他工作過的史敬棠回憶說：“送到毛澤東處的報紙、雜誌，毛澤東閱後將重要內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戰略眼光結合國內外形勢來看報紙。選擇內容應當有助於分析社會各階級的動態和觀察社會經濟、政治向何處發展的材料。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啟示，終身受益不淺。”（46）

透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得以昇華為理論概括，回答了當時許多人無法回答的問題。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艱辛勞動所換來的。

①　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林彪、聶榮臻、賀龍、蕭克、關嚮應、劉伯承、徐向前、張浩電，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澤東致八路軍總部及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歷史的回順》（下），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