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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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8日，胡適在北平對記者發表談話，其中談到日本對華侵略時說：“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樣的話，居然出自五四啟蒙主義者之口，確實是可怕的。魯迅多次引用過胡適的這次談話，可見刺激之深。

胡適自己說對政治有一種終極的特別的興趣，其實他的朋友們也都如此。當胡適等人積極主張立憲時，廣東的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即奚落說：他們“未必是為民爭權，不過想借此機會獲得個人政治活動的地位，在政府裡面分一杯羹罷了”。學者的身份容易掩蓋對權力的慾望，致使半個世紀之後的學者對這慾望的掩蓋加以掩蓋，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輕鬆自如。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在與福柯的談話中指出，以馬克思所強調的“利益”說不能完全闡釋權力問題，於是使用“慾望投資”一詞來解釋，認為“人們必要時可以透過一種比利益更深奧、更分散的方式產生慾望”；同時指出，“這並不同於利益衝突，因為利益總是追隨和處在慾望支配的環境中”。韋伯曾經警告說，從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別是打算以政治為業的人，在道德上將陷於兩難的困境，他將無法使自己或群體的靈魂得救。追隨政府進行具體的政治運作，必然奉行一種秩序主義哲學，就像歌德在美國因茨遭到圍困時說的那樣：“我寧可要非正義，也不要混亂。”而且，為權力服務，必然意味著對“權力的整體政策”的服從。權利在本質上是整體化的，因此不可能繞道而行。事實證明，胡適們作為知識分子而晉身政府部門，很快為官僚制所同化，成為科塞所稱的那類“特別官僚”。科塞肯定說：“如同生物體能包圍並中和外來物體一樣，官僚制也能使特別官僚屈從於它自身的用途。”他認為，即便處在決策高層，“在這種職位上的知識分子也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一者知識分子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政策做出貢獻的，而在規定這種標準時，他只起到次要的作用；此外，知識分子作為顧問，僅只聲名顯赫，“他的名字可能被用來為其實已經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合法性。在這種情形中，決策者所需要的不是知識分子的主意，而是他的贊同。在其他情形下，顧問事實上可能成為替罪羊”。李普曼對掌權的方式有著直接的體驗，他總結道：“當一個人由教授與研究的職業變為決策者，變為掌權的行政部門的官員，變成政治家和事業領袖時，他就受到了約束。他的言辭不能被作為無私之論得到信賴，他的教導不能當做科學來信仰。把追求知識與行使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試圖這樣做的人，結果成了相當惡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個學者。”胡適在《說儒》一文中將“儒”的語源考證為柔，實際上是認同知識分子以其柔軟可塑的特性，自然進入權力的規則或不規則的容器之內。以他為代表的英美自由知識分子的群體入閣的行為，體現了統治集團的旨趣。即使在此前後充當過所謂的“反對派”，要“人權”，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也如洛扎諾夫形容當時俄羅斯的“反對派”那樣，不過是“奴才房間的反對派”而已。

5。猴王和酋長

法國知識分子德佈雷有一個基本觀點是：成群的知識分子與機構結盟，並從中得到權力和權威。科塞在《理念人》中列舉知識分子活動的八種制度化環境也是很有意思的。比較一下不同的知識分子對於不同的制度化環境的選擇和利用程度，他們與何種機構結盟以及如何結盟，對於瞭解他們的品質，姿態和麵貌是頗具參考價值的。像胡適的一群，他們主要是透過大學，刊物，沙龍聚會進行密切的接觸和聯絡的。胡適無論是作為大學的決策者，或是教授，都把教育當成為名山事業，而不致放棄；他所辦的雜誌主要是言論雜誌，所載內容都是為學者所欣賞的、為治者設想的所謂建設性的意見。留學歐美的朋友的聚會，除了交流政治文化思想之外，多少帶有增進私誼的性質。魯迅頗不同，教育於他首先在於造就個性，培養反抗精神；辦刊也是文學雜誌，而且是以暴露性批判性為特色的；社交很少，常常回避聚會，上海十年更是到了離群索居的地步。即使在左聯，他也是不開會，不交往，明顯地遊離於組織之外的。

在中國知識界中，魯迅是一個孤獨者，因此，在一生以專制政府為主要目標的、沒有任何援手的、充滿各種風險和干擾的鬥爭中，需要他特別的勇敢和堅忍。

1927年底，魯迅剛到上海，就接連做了一通講演，其中最著名的兩次是，《關於知識階級》和《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這兩次講演都是談知識者和權力者、文藝家與政治家的對立與衝突的，表明了在專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