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廟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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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商稅’，謝卿家於文書中寫的很是詳細，無需多說，朕想知道的是，卿家大幅度提高稅率，就不擔心商賈們離開嗎？”李治問道。 謝巖道：“回陛下話，臣很擔心，但是商賈們更加擔心的是，他們擁有的錢財，能否得到朝廷的認可。” 李治仔細回味了一下謝巖的話，不解地問道：“朝廷認可？是為何意啊？” 謝巖道：“商賈不直接從事生產，僅僅依靠將一些東西販運到其他地方，從而獲利，從表面來看，似乎有不勞而獲之嫌，然事實上卻是，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付出很多，獲利雖厚，卻也風險極大，稍有不慎就會血本無歸，然這些都還在他們可以承受的範圍內，真正令商賈擔心的卻是，他們的獲利當中，交給朝廷的極少，那麼以之相對應的是，朝廷並不承認和保護他們的財產，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處官府，只要願意，隨意弄個罪名就可以剝奪他們的全部家產，為此，商賈們不得不依附於他人，以尋求保護，故，只要朝廷認可他們合法的獲利，大幅度提高稅率，並非商賈們不可接受之事。” 對於商賈行“投獻”之舉，李治多少還是知道些的，只不過他弄不清楚“稅賦”本身的含義和作用。 古代的稅，有正稅、雜稅之分，所謂正稅，即農業稅，也就是田賦。（順便說一句，“稅”字本義是徵收穀物，是禾字旁，“賦”字本義是徵收貨幣，所以是貝字旁）。 一般而言，正稅在各個朝代都不太重，因為傳說中的聖君明主都是要輕徭薄賦的，有這樣的道德榜樣在前，既是再混蛋的皇帝也不願意落一個橫徵暴斂的名聲，所以門面功夫他們還是要裝的，那麼，給皇帝“撈錢”的重任就落在了“雜稅”之上，加上還有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員的發明的“捐”，於是乎，“苛捐雜稅”就誕生了。 “商稅”屬於“雜稅”一種，本質上也是給朝廷增加收入的手段，但是，由於古代商人沒有地位，加上缺少有效的統計方法和手段，所以基本上就是朝廷定一個大概的稅率，具體怎麼收，幾乎全由地方官府說了算，由此出現了“投獻”之風，商賈依附在權貴門下，以此獲得保護，同時少交“商稅”。 至於說“稅賦”的實質意義，那也是後世才有一個明確說法，而且還是各國各樣，說法不同，在此就用不著多談了，總之一句話，皇帝李治他不懂！ 不過，聽完謝巖一番話後，李治多多少少還是從中間聽出些內容，最起碼他想通了一件事，那便是與其讓商人們“投獻”，不如讓他們當成“商稅”交給朝廷，朝廷有了錢，那不就等於自己有錢了嘛，至於說認可商賈們的財產，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毛病。 “謝卿家認為，當如何承認商賈合法獲利呢？”李治問出了至關重要的一點。 好在謝巖早有準備，道：“若陛下應允鄉里試行，臣將釋出政令，告知商賈‘無聖旨、不抄家’。” 古人的財產，除了田地、房屋就只有家裡的錢財了，所以，“抄家”一直都是古代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員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哪怕是皇帝下聖旨“抄家”，同樣有人從中牟利，謝巖提出的簡單方法，就是在保留皇權的同時，遏制地方官府的權力，當然，只是在“衛崗鄉”試行。 “原來如此。”李治輕輕唸了一句，然後道：“卿家緣何執意要推行‘新商稅’？‘衛崗鄉’雖小，卻也是大唐國土，據朕所知，那裡稱得上百業俱興，堪稱我朝治理典範。”話中之意非常明確，既然什麼都很好了，何必還要折騰呢？ 謝巖道：“啟稟陛下，鄉里雖不錯，卻仍有三大隱憂，其一是人口問題，關中和‘洛陽’附近州縣的無地農人，來鄉里的日漸增多，他們的吃、用、住等方面不得不考慮，唯一解決之道是將他們納入作坊當中做工，如此他們可以獲得酬勞，一來養活自己，二來可以資助家裡；其二，作坊的產量問題，以冶鐵作坊而言，近七成的產量提供給了朝廷，導致新式農具和民生上的使用非常少，結果是新式農具不僅昂貴，且很是稀少，制約了農人提高田地產出的可能性，所以擴大作坊勢在必行，否則，再好的東西，沒人用啊；其三，‘皇家學堂’畢業的學生問題，他們需要有合適的地方和機會驗證和施展所學，一個不斷進取和變化中的‘衛崗鄉’，理當是最好之地，微臣相信，經過實際練習過的學生，他日更有可能成為陛下的好臣子。” 李治登基已經六年了，當然聽得出來謝巖話外意思，那些滿口“聖賢之言”的進士們，真要讓他們治理一個地方，根本也是做不好的，相比較而言，學堂的學生們，經過實際驗證過的學生們，極有可能更適合。只是朝廷的“人事問題”太過敏感，暫時還不想去觸碰罷了。 李治心裡承認謝巖說得很有道理，嘴上卻道：“卿家以為，朝中重臣能有幾位贊同呢？”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