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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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幾點協議：一雙方立即停戰；二雙方各回原防；三雙方組織視察團監督雙方撤兵情形。

而此時正在往天津趕的宋哲元此時的心情也非常的矛盾，蘆溝橋的炮聲讓他不能在迴避下去了。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中**人，他和他的二十九軍官兵從感情上是愛國仇日的，長城抗戰，便使他這種感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但從私的角度說，宋哲元心裡還有本小賬。宋哲元是西北軍舊部，馮玉祥的老部下。馮玉祥幾次倒蔣，與蔣介石，“拔刀相見。”蔣介石不可能無動於衷。但蔣介石的政治伎倆，所有的地方勢力的人心中都清楚，馮玉樣倒蔣，蔣介石絕不會殺馮玉樣本人，那樣做目標太大。但馮玉樣的舊部，作為馮玉祥倒蔣的資本，卻跑不了。蔣介石為一件事會記上十年。只要時機一到，是定要收拾這些非蔣嫡系不可。民國二十四年蔣介石找了個藉口免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再次給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課。難堪和怨忿中，宋哲元開始與日軍接觸，想挾日人以自重，窺探時機擴充自己的實力。 說到底，宋哲元不願丟掉西北軍經營多年才建立起來的華北地盤，更不願惹惱了日本人武南京政府，丟掉軍隊老本。

作為舊中國的軍人，宋哲元仍未脫掉舊軍閥的陋習。軍隊、地盤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資本。為這一切，他艱難地在兩個利益根本對立的對手中周旋著，應付著。為此他既要混跡於日本人中 多少背幾句“漢奸”的罵名，也要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人對抗一陣，被日本人罵為“不重情義”的滑頭。

從心裡說，宋哲元在與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著分寸。他既不願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願讓國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當年，北平成立翼察政務委員會後，有人別有用心地慫恿宋哲元的弟弟勸其像蔣介石、張作霜那樣，發行“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宋哲元一聽，大為惱火，聲色俱厲地對弟弟說：，“冀察是地方政權，受中央政府節制，怎能濫發個人紀念郵票，給世人說我宋某割據一方，破壞統，一！”中央命我盡力折衝，爭取三年時間，使政府做好抗戰準備，我才奉命出來幹這捱罵的差事！並以不喪權，不辱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自誓並說：“今後倘有敢再妄議此事者，以漢奸論處！”

民國二十五年，宋哲元在天津為母親作壽時，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親自上門祝壽。乘宋哲元不在時，他將一隻據說是日本天皇專門從東京派軍艦直接送來作壽禮的大瓷花瓶強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後，要把這壽禮退回去，旁人勸說不可如此，怕傷兩國和氣。宋哲元一氣之下，便把瓷花瓶給砸了。

但是華北地區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僅靠宋哲元的調節緩解顯然已無法解決問題。

特別是泓滬會戰爆發，日軍更加變本加厲，幾乎天天找他的麻煩，步步施壓，宋哲元心緒煩亂，心情壞到了極點。而南京政府已經公然宣稱要抗戰到底，絕不跟日軍妥協。在兩面都不能討好的情況下，為了保住自己的地盤和軍隊，宋哲元沒有選擇抗爭，反而選擇了逃避，回到山東樂陵老家。但是川…一開並不能解決問題，蘆溝橋的槍炮聲最終壞是響

蘆溝橋事變後，十月二日和三日，宋哲元接連線到蔣介石的兩封電報：“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需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讓宋哲元的心裡直犯嘀咕，以他的經驗來看，華北中日兩軍之間的衝突也不是一次兩次，這次的蘆溝橋事變雖然發生在中日正式開戰之後。但是此時的正如沈修文所說的那樣，還報著僥倖心理，認為盧溝橋事件有可能降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決的前提下，有必要與日本人全面交戰嗎？戰端開啟容易，收時就難了。難道我西北軍辛辛苦苦營造的華北局面今天就這樣完結了嗎？這一切讓宋哲元瞻前顧後，矛盾重重。

同時，蔣介石積極地調兵遣將，更讓感到疑慮。雖然蔣介石調來的孫連仲和龐炳勳兩部部歸他節制，這兩支部隊也是西北軍。但是早在中原大戰時期，孫連仲就明確表示擁護國民政府，同樣龐炳勳也在最後關頭臨陣到戈，這兩個在宋哲元眼中的背叛者，他並不信任。說不定就是趁此機會來奪權的。

還在趕往天津路上的宋哲元已經暗暗下定決心，為了保住自己能在華北繼續統治，為了保住二十九軍這支維持統治的軍隊，和日本人只能和，不能戰。

十月四日晚，宋哲元秘密返回天津，一到天津他就接到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的報告，當他聽說日軍主動提出協商解決，並且已經簽訂了停戰三項協定，頓時大喜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