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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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於商業的發展。於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鈔是否繼續發行和七年釐革制是否要廢除進行討論。經過討論後“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紙幣從有界期發展到無限期流通，標誌交鈔作為金屬貨幣的符號在商品交換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但是，一系列問題也隨之產生，特別是在連續用兵而財政困難的背景下，取消七年釐革制後，交鈔越發越多，導致錢重鈔輕，支而不入。

明昌四年，交鈔阻滯在陝西開始出現，對此章宗君臣不斷討論此問題。如討論限錢問題，企圖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間蓄錢投入流通。如在一些路分諸科名錢銀鈔各半，並減少官兵俸祿中鈔的比例，企圖回收一部分交鈔。如以行政手段強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貫以上的大鈔，若大鈔不行則行小鈔，最後到了提高小鈔身價把它當作與銅錢相等的鈔本的地步。

結果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而在民間“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在由社會經濟發展而引起的矛盾擴大的情況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為做作，只是竭力調整貨幣政策，企圖消除財政危機，最終越修補漏洞越大，形成惡性迴圈。

章宗後期，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後蒙古南侵，金朝南遷，統治者位苟延殘喘，橫徵暴斂，濫發紙幣。紙幣發行越來越多，紙幣名稱不斷變更，“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

為了緩和經濟發展中的錢荒，女真統治者除了在銅錢和交鈔上面下功夫，更是一度鑄造金銀幣。

金銀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換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女真族崛起，再到建國，女真貴族對於金銀幣始終有一種獨特的鐘愛。

在對遼朝和北宋的戰爭中，女真大小貴族和軍功頭目對金銀的掠奪表現出了比銅錢更濃厚的興趣。金軍襲擊遼帝斡魯朵“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將遼國百年寄存下來的金銀，全部搶劫一空。金軍攻破北宋開封，勒索金銀，檢閱府庫“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金廢偽齊，得府庫中“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

透過戰爭掠奪只是金統治者聚集金銀的一個手段，除此之外，兩宋百年之間，共計向女真人輸出歲幣銀達到1485萬兩。而大金本身對於金銀礦的開採，也是國庫中積累上千萬兩金銀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金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為稅”，與北宋礦業達到最興盛的神宗時期實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將產品分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買者獲得十分之八的政策相比還要優惠許多，二十稅一，其餘皆歸礦業戶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就是連二十稅一也免除。大定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徹底廢除了金銀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寬鬆的條件下，金朝的礦業生產特別是金銀礦的生產得到較快的發展，尤其是原北宋實施礦產謹慎開發的河北河東地區，發展勢頭強勁。同時金的礦業生產以招募制和承買製為主，政府不進行過多幹預，這也為金銀的積累從制度上得到了保證。

經過戰爭掠奪、歲幣和礦業開發的積累，金的府庫積累了大量的金銀。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府庫銅錢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萬貫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鋌，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鋌”，摺合銅錢5502萬貫，多於同時期庫存銅錢數量。在章宗時交鈔阻滯的情況下，金君臣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這筆鉅額白銀，希望將其投入流通，以緩解錢荒。遂於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開鑄銀幣，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與錢兼用，以代鈔本”。

發行銀幣是金朝的一創舉，不過由於它不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只是在軍費增加，財政困難和交鈔貶值阻滯的情況下采取的應急措施，加之其問世後“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京師閉肆”，因此僅僅流通了三年，朝廷便被迫罷鑄，停止使用。

銅錢生產難以跟上緊急發展需要，銅礦稀少，鑄錢成本重，加上紙幣隨意發行，幣值混亂難定，鑄造的銀幣又不能及時的流通和被市場需要，金朝本就破敗的經濟更加的迷亂，從這也可以看得出大金國勢江河日下，日漸不復一日。

顧同把自己記憶中的關於大金銅錢和交鈔的使用情況回憶了一遍，這才知道，這一次看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