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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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但是由於害怕要蒙受各種各樣的損失，他把自己鎖在車庫裡，喝了瓶威士忌，並把車子的引擎發動起來，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無窮無盡的煩惱。但實際情況是，他完全有能力償還債務，所以他實際上給家裡人留下了不少遺產。而且透過在我們帳戶上的投資，後來他們的財富達到了好幾百萬美元。

我能理解這位老朋友的絕望心情，對他的悲慘結局也深表同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在這三年時間裡我也經歷了同樣的悲觀與失望。不過，即使在我事業的最低谷，我也沒有破產，而且當時剩下的財產在10年前看來還是相當可觀的。財富和貧窮是個相對的概念——紐約的窮光蛋可能是加爾各答的富翁。而且對幾乎所有人而言，當他失去4／5的財富後，不管他還剩下多少錢他都會認為這是一場災難。財富的損失對我來說還不算什麼，最讓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大危機出現後我不斷地自責，不斷地問這是為什麼，以及對大危機能不能過去沒有把握。此外我還要想：這麼多的親戚好友把他們的財富託付給我，現在他們都要和我一樣痛苦不堪。你可以理解我當時那種沮喪和近乎絕望的感覺，這種感覺差點也使我走上了絕路。在1932年寒冷的初冬，我寫了一首小詩表達了當時的心情：靜靜的，軟軟的，一如輕絲般的飛雪；死神親吻著孤獨的人心；它的觸控冷如冰霜，但總比無盡的憂傷好；它的長夜一片漆黑，但總比不絕的悲痛強；那靈魂不得安寧的人啊，何處才是你安息之地；那可憐的雄鹿啊，你又怎能逃避叢林中的追捕；煩惱纏繞著他的大腦，大地是它安息的枕頭；絕望籠罩著他的心情，泥土是它解脫的良藥。

由於經濟拮据，我從年輕時就養成了節儉的生活習慣，但前些年的成功使我將這種好習慣丟到了九霄雲外，而這次大危機又使我重新勤儉節約起來。雖然我要經常自責——既然我已經預料到災難要發生，為什麼還是不能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呢——但更令我痛心的是，我不該享受那種不屬於自己的奢侈生活。我馬上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追求物質滿足的關鍵在於為自己訂一個比較低的生活標準，一種在絕大多數經濟狀況下都能輕易實現的生活標準。我在實際生活中對這個新原則的應用可一分為二：一方面，很有理智、值得稱道；另一方面，有時則顯得相當小氣。

我下定決心不再炫耀財富，不再過不必要的奢侈生活，對那些力所不及的花費也要統統取消。貝雷斯福德公寓就是個痛苦而有益的教訓。在隨後的35年中，我再也不去租那些價格昂貴，中看不中用的房子了。但在另一方面，即純粹的個人開銷方面，我承認我太過於節儉了，有好幾次當數萬美元的大生意瀕臨險境需要處理時，我還在為一分一厘的得失而斤斤計較。我寧願坐地鐵也不願乘計程車，我安慰自己說地鐵更快些（所以我老是要匆匆忙忙地趕路），但我內心完全清楚我只是為了節約大約1美元的車費。與此類似的是我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在點菜時我會挑選單上較便宜的菜餚，甚至與母親每週一次的聚餐我也要帶她上中國餐館——我非常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在我生活比較寬裕的時候，我給母親買了輛車，並僱了名司機（雖然我自己從未有過司機）；但我開始覺得母親能夠理解我為什麼要節儉過日子，沒有汽車和司機，母親也能活下去。幸好在花錢的時候，我對自己與對別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我確信沒有人認為我是吝嗇鬼；當然如果大家瞭解我是如何對待自己的話，他們會認為我是吝嗇的。

在1930年到1932年的艱難歲月裡，我一直忙於許多事務。我給《福布斯》（Forbes）雜誌寫了3篇文章，指出了這樣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許多重要的普通股的價格非常低，而每股股票背後的流動資產（甚至是現金資產）的價值要比這一價格高出許多。其中有篇文章的題目是：《美國經濟真的這麼糟糕嗎？》這個問題後來在金融術語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事實上在大危機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現象繼續影響著許多公司的股票。）我還參加各種各樣的經濟研討團體。雖然班級裡少了許多人，我還是繼續到哥倫比亞大學講課。到了1932年，我開始著手寫教科書（在1927年繁榮時代我就計劃寫這本書了）。

我請戴維·多德與我合作寫這本書。雙方同意我作為書的主編並以我的風格來完成整本書的寫作。他則負責提出建議和批評，核對事實和參考資料，以及完成書中的表格。我們把全書的內容製成一張表格，還寫了第一章的樣稿，透過休·凱利，將它們交給了麥克勞—希爾出版公司（McGraw…Hill＆pany）（休·凱利曾是我們班上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