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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關係複雜,又加上必須完成上級分配的右派指標,領導也沒法保護了。說他有那樣好的條件不跟家裡走,一個人留下來是另有背景,由此不僅成了右派還背上了“特嫌”的罪名。陸永安說到這裡,十分氣憤地說:“你懷疑我,不讓我在部隊工作可以,退一步講,不讓我工作也可以,可是為什麼非把我關起來,一關就是十幾年,現在又強制遣回老家?”
白剛對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可是想想自己,想想許多人還不是一樣?便說:“唉!許多人都一樣啊!算了,最困難的日子可能過去了,總算離開了那個鬼地方,又回到了人間,以後的日子總會好些吧?”
“你這樣看?太幼稚了。”沒等白剛說完,陸永安驚奇地說,“哼!回到了人間!話是這麼說,遇事也應該這樣據理力爭,可是也不能給你個棒槌就當針(真)。你等著吧!誰會把你當人?只是我們自己覺得是個人罷了。”說得大家心灰意冷。是啊!今後究竟是什麼樣的日子在等待著他們呢?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1)
他的心情糟透了。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農村能有什麼活氣呢?雖然農田是平整的,莊稼也是整齊的,並且還能看到插著紅旗幹活的人群,但這些景象和顏色不足以抹去他心頭的恐懼和悲涼。在這樣貧困的農村,自己又是以特殊身份而來,會有什麼好!
白剛從小參加革命,在省裡工作那麼多年,在外邊混了半輩子,最後落個這個結果,雖然是回了家,但哪裡會感到家的溫馨,又怎能不困惑,不羞愧?
好在他家裡還有親人,不必一開始就低三下四地去找隊裡給以照顧。他和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一起。最初的一段日子裡,確實也享受了回到人間的一些自由。由於早年有些積蓄,有時便改善一下生活。家在海邊可以買到新鮮的海貨,這是多少年也沒吃過的了。母親雖然年邁,但是還能做飯。雖然兒子沒有衣錦還鄉,但看來手裡還有點錢。自己多年只有過年過節才能吃上點好飯,現在平時也可以吃點魚、包頓餃子了。
最讓白剛擔心的是村裡人對他怎麼看,是不是會受歧視。他當然知道在“文革”中他這種身份的人受歧視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人們會是一種什麼態度,仍然是難以捉摸。所以自己儘量小心謹慎,知道自己在隊裡最多隻能是三等社員。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農村階級陣線是十分分明的。
一等社員自然是貧下中農,這些人在隊裡說話做事,無拘無束,大隊(村)小隊的幹部都是這些人擔當。二等社員是老中農和地富子女們,這些人在隊裡不當家不主事,可是多是勞動骨幹和技術能手。三等社員便是摘帽的地富反壞右和各種政治上有汙點的人,像刑滿釋放人員或是從機關中被清理回來的人等等。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則是第四等人,他們已不能叫社員,是不折不扣的專政物件。三等社員雖然名義上不屬於專政物件,但實際上卻常常被當做專政物件看待。
白剛這個三等社員,又是身兼數“職”的: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再加上剛從勞改隊清理回來,階級敵人的色彩就更濃了,只能勉勉強強算個三等社員。雖然是三等社員,但終究是和一二等社員在一起幹活,他覺得比勞改隊鬆快多了。
吃完飯在隊裡等著出工派活,已經歇了很長時間,去地裡走個十分二十分鐘,到地頭又都在地上盤腿打坐歇一陣叫“地頭歇”。白剛起初還真有些不習慣,覺得這不是磨洋工嗎?幹上一個多小時又是“二一歇”。歇多長時間可沒準了,這要看什麼人領著,隊長領著,或是年歲大又積極的人領著,歇的時間還少一些,要是隊長不在,多是年輕人,歇起來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鐘。
在這樣的環境裡勞動,白剛自然覺得舒心多了。地裡活幹快乾慢,還都能將就,最讓他發怵的是家務活挑水。這本來是個極簡單的勞動,倒把他難住了。吃水要到村頭的井裡去挑。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擔鉤住水桶送入井中,桶到水面上手一晃動扁擔,水桶猛一倒桶口便扎到水裡把桶提上來就行了。這活在農村人人都會,可是白剛卻覺得難上加難,他擺不倒那個水桶。井口很小,只能同時站兩三個人打水。一般人多是早上出工前挑水,時間很集中,井臺上人很多,白剛動作太慢怕影響別人,總是等晚上收工回來去挑水,有一次正巧井臺上沒人,他便練習擺水桶,一次次擺動,擺倒了他也不提水,把桶放正再擺,以捉摸那個巧勁兒。
可是怎麼也摸不到這個巧勁兒,一陣急躁噔的一下水桶脫鉤沉底了。這需要拿“撈鉤”——一個拴著長繩子鐵錨似的大鐵鉤去撈。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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