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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似對他們的權位頗有影響,因此,他們放棄正面的答辯,卻找出中國學生秦邦憲來攻
擊我。參加會議的幾個監察委員,似以為會議這樣發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會。後來監察委員會再也沒有找當事人參加,曾作成一個決議,批評中大領導方面的錯誤。
監察委員會決議雖然拘束力較小,但對米夫來說,無異是重重的打了一記耳光。就因為這件
事,我與米夫的關係,從此更加惡化了。
米夫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為中大問題既然發生很大的隔閡,但彼此為中大學生的處理
問題,仍須在一塊兒商量解決。有一次,在共產國際中國部米夫的辦公室內,他邀約我們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開會,他提出一張十幾個學生的名單,準備將他們送到西伯利亞的偏僻
地點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議,認為將這些所謂不可靠的學生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個好辦法。試想,將來許多留俄學生都在蘇俄境內不知下落,他們國內的親友將
發生一些甚麼樣的感想?為甚麼不將他們送回中國去,讓他們在中國去表現。如果他們忠實
於中國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們反動叛變了,在中國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幾個反動
分子,也不見得就是中共的致命傷。
米夫對於我的發言,似頗不快,但未表示意見。但後來米夫便再也不提出這類問題和我
們商討了。也許是共產國際的首腦們,為了不願讓蘇俄多樹敵,支援了我的主張之故,大部
分的學生,後來都陸續被送回國;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事件,相應減少。米夫這種將學生放
逐到西伯利亞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國學生某種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當時
在一個軍事學校就讀;他幾乎被這種鬥爭的空氣嚇得要發神經病。他從學校中逃出來,坐上
西伯利亞的火車,企圖私自回國,他走到中途,被當作逃兵拉回來了。按照當時的蘇俄軍紀,
是要槍斃的。中共代表團曾向莫斯科的軍事機構,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於對鬥爭的恐怖,
希望從輕處理。後來,屈武曾被監禁多年,到抗戰時才被釋回國,現在居然成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員。
米夫對中大雖然採取高壓政策,有的學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有的學生被遣送回國;
有的學生送到工廠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學校內學生,仍然反對學校當局和支部局的領導,
鬥爭沒有一天停止過。真正支援米夫的學生,只有陳紹禹等所謂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③。其
餘一千多名學生,都是站在反對派方面。中共代表團內,對中共各項問題,意見並不相同,
可是對米夫和中大,始終行動一致;這也許是米夫太過可惡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舉行
學年總結大會時,又爆發了代表團與米夫之間的一次大斗爭。
這次學生大會,瞿秋白曾應邀參加發表演說,在多數學生反支部局領導的熱烈氣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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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瞿秋白的演說,對支部局的領導也頗有批評。這次大會,僵持了三天,不能解決。瞿秋白有
點著急了;他邀請代表團的人員舉行會議,要求代表團對中大事件採取一致態度;並請我也
到學生大會中發表同一論調的演說。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張,經過中大學生的邀請,我
便出席去演說。
我這次演說,著重指斥支部局的領導,沒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因此,他們
反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鬥爭,沒有顧到黨內團結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沒有與中共代表團取
得必要的協調,大多數學生,向代表團陳述他們對學校不滿的意見,不能認為不正當,支部
局應採取團結最大多數同學的方針,不應壓抑自我批評,造成黨員中的分裂現象。我的演說,
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擁護。大會的空氣因而愈見激昂了。他們要求改組支部局,
並透過一個決議,批評支部局過去工作方針的不對。
這次學生大會,曾使米夫與柏耶金等,大傷腦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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