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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獲得意外的解脫。
李立三在這點上,更沉不著氣,他曾向我表示:我們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覺得共產國際現在主要是反對右傾,布哈林又是右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報告不能完全算數,今後中共的方針,與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貫作風又是好大喜功,也
愛遇事強迫命令一番,他感覺到斯大林的作風與他不謀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幹起來。這樣,
六次大會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動主義,後來竟釀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紛”。
①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全文載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
二二四頁至二四六頁)。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學的風波
共產國際得到蘇俄政府的協助,將訓練各國共產黨幹部一事,當作是一項重要工作;特
別重視訓練中共幹部。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設立了一個東方大學,訓練亞洲各
國和蘇俄境內少數民族的學生。一九二一年東方大學設立了一箇中國班,學生全是由中共選
送的黨員或團員。最早的學生為劉少奇、彭述之、羅覺、卜士奇、袁達時、任弼時、抱撲、
廖劃平等八人。此後,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續有增加,達六十餘人。蘇俄在支援國民黨時代,
又有為國民黨訓練幹部之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蘇俄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起見,
在莫斯科另設一箇中山大學,招收具有國民黨籍(包括跨黨的中共同志在內)的學生。該校
於是年成立後,學生達一千餘人,成為留俄學生會集之所。由於中國政治情況的變動,這間
大學,也就成為中國問題的主要爭論場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時,國共關係已完全破裂,共產國際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國
民黨的政策;中山大學也因之從訓練國民黨員的學校,轉化為訓練中共幹部的場所。原來這
個學校的學生多是由國民黨各級組織所保送的,其中多數是純國民黨員,也有少數的跨黨分
子。那時,這些純國民黨員,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國,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做
苦工;剩下來的,再加上武漢分共以後,中共中央所陸續選送的幾百名黨員來就讀,人數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過多數已是中共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少數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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