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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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進行相當順利，所以如此，是得力於中共的黨團組織作用。我專任中共中央代表，

並未兼任工會代表，因此，我不必經常參加會議，只在中共黨團中，從事幕後指導。參加中

共黨團委員會的，有香港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徵，鐵路工會代表王荷波、孫雲鵬，上海紗廠工

會代表鄧中夏、李啟漢，廣州工人代表會代表馮菊坡、劉雲松等。這個黨團無異是大會決策

的機構，決議案和選舉名單，都是由中共黨團準備就緒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此誕生了。大會選舉了二十五人組成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林偉民

（海員工會會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漢冶萍總工會會長）、劉文松（京漢鐵路總

工會會長）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委員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李森（即李啟漢）為委員兼組

織部長；孫雲鵬為委員兼經濟部長等。並決定總會設在廣州，立即行使職權。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接著就在廣州舉行。它鑑於總會偏處廣州一隅，

勢難指導其他地區工會工作的進行，乃決定在上海秘密設立一個辦事處。我被選為上海辦事

處的處長。這個決定給予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工作上極大的便利；後來我曾利用這個職

務，在“五卅”時，迅速地組成了上海總工會，並推動了這個運動的進展。

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大會的決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從此，中國職工運動便與

莫斯科發生了組織上的關係。上面所說的奧斯脫洛夫斯基在這次大會中參加了大會工作，使

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決議，順利透過，並解決彼此關係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中國各工會前此

都未與亞姆斯坦的職工國際發生過聯絡，也未受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而新成立的總工

會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一事，毫無阻礙。

在領導這次勞動大會的工作中，國共兩黨合作得很好。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

仲愷先生，因忙於處理廣東的財政，乃本著與中共熱誠合作的精神，將領導工會的工作都交

由工人部秘書馮菊波（中共黨員）處理。雖然如此，我遇有重要問題，還是直接找廖先生商

談；我的意見，他從沒有表示過異議。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於廣

東的政務，在職工運動方面，他只願做一面旗幟，一切實際工作他無暇過問，大家做了，他

也不會反對。

中共在這次大會中，最大的收穫是增加了對香港工人的影響。香港海員工會是香港各工

會中的柱石，蘇兆徵是海員工會中具有信譽的一位領導人。他在輪船上工作了約二十年，長

住香港，連廣州都很少去，對國內情形更是陌生。他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間代表香港各工會赴

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因而他有機會了解了內地的情況，並對中共發生了好感；終於

由老資格的國民黨員，轉而加入中共為黨員。

他回到香港以後，曾將他北上所目擊的職工運動的情形，介紹給香港的同事們，因而增

加了他們對內地職工運動的瞭解，並對中共產生好感。

這次大會也順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團總會的反對意見。香港工團總會雖然派了代表出席這

次大會，但對中共的領導表示不滿。一位香港工團總會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團總

會是由一百多個工會組織起來的，海員工會不過是工團總會中的一個單位。他並質問：為甚

麼要海員工會做這次大會的召集人，卻不理工團總會？是瞧不起工團總會，抑或是企圖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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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雖曾向他多方解釋，但誤會並未冰釋。

在中共黨團中，處理這個歧見的時候，我堅持對工團總會採取友好的態度。認為不應將

工團總會稱為“黃色工會”，形成職工運動的分裂。同志們接納了我的意見，選舉了工團總會

一位主要代表參加大會主席團，表示我們並無歧視的意思。又經過蘇兆徵等人的從中疏解，

工團總會也就積極參加了大會的工作。這件事不僅彌補了原有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