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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開幕,而中共對此所應持的政策,我們—中共中央與
鮑羅庭及廣東區委會之間—迄未取得協議。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與國民黨中派有所協議,
自不能中途變更。在鮑羅庭方面,又認為這是退讓,須予修正;而在時間上又已不容許往復
協商。我這個當事者處在夾縫中,只有使這種歧見不過份暴露於外而已。
孫文主義學會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從速解決。但陳延年等總覺得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黃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較早的組織,而孫文主義學會卻是未經正式許可的新右派的產物;如果這兩個
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併,都不免是讓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對我的主張,似採取拖延的辦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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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曾向我解釋,這件事要等在黃埔負責的周恩來回來後,才能處理。那時周恩來正在汕頭兼任
東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來廣州。陳延年認為他深得蔣介石將軍的信任,兩個團體的
負責人對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蔣提出處理辦法是較妥當的。
其他如結束省港罷工問題,這是廣東方面不能單獨解決的。果如鮑羅庭所說,那時香港
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來廣州,試探解決的途徑。這種談判因雙方意見距離甚遠,拖
延時間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的時候,香港方面似覺得已無談判之必要,便中斷了
這種接觸。至於農民與地主間的衝突問題的解決,後來只是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通
過了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作為點綴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開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由汪精衛所領導的;但實際
上,他沒有完成他所擔負的任務。在大會舉行以前,我曾將我們與孫、葉、邵等商談經過,
和中共中央採取這種行動的意向,正式向汪說明。他除了和我親切寒暄一番而外,對我所說
到的,並不作具體的表示。他那時一切事多與鮑羅庭商談,即對國共關係問題,也不例外;
也許他覺得透過鮑羅庭較為妥當。
鮑羅庭對於這種現狀也許是引以自傲的。當我向他說到要強化大會的領導重心的時候,
他說大會有法定的主席團可以領導,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後說話,並沒有甚麼要顧慮的或要重
新討論的事。鮑羅庭那時彷彿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認為有退出國民黨的傾向;他堅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與左派親密結合;但也看不見中
共這樣做的前途。他沒有中共逕行奪取國民黨領導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勢力做國民黨左派
的基礎(他並明白說中共是命中註定了要做苦力的)。他雖進退兩難,但對自己的政治手腕,
卻頗能孤芳自賞。他認為廣州局勢能由他調排,一切自有辦法。
大會舉行的前夕,莫斯科來了一個很長的電報;鮑羅庭將它翻譯出來,乃是一篇反對帝
國主義的大理論。正當我和鮑羅庭閱讀這篇電文時,汪精衛來了。鮑羅庭不加解釋,將電文
交給他;他也沒有等讀完全文,就說內容很好,可作大會宣言的資料。後來,這篇文章果然
成為這次大會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衛走後,鮑羅庭很得意的向我誇耀,說一切事情經他安排,都能不費唇舌的順利解
決。我卻感覺有點不滿足,曾追問鮑羅庭,除了這個電報外,莫斯科是否還有別的具體指示。
他回答說:“沒有。”並說一些實際問題,莫斯科大致信任我們能夠協商解決。這顯示當時莫
斯科對於中國局勢並沒有敏銳的感覺,只能聽任於鮑羅庭的相機處理。
大會在汪精衛領導之下,發表了大會宣言,透過了黨務報告,接受總理遺囑,彈劫西山
會議派,以及透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商人運動等決議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會的改
組精神再度表現。
汪精衛是位動人的演說家,表演得頗為精彩。他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雖然冗長,但他
那充滿熱情的詞藻語調,獲得不少的掌聲。尤其是他多次所強調的共產派與非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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