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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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

為國民黨中委者表示意見。我提出中共黨員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沒有在國民黨內擔任職務，不

必再當選，其餘中共黨員也可以斟酌減少幾個，以符中共中央不願多佔國民黨中委名額的原

旨。

汪精衛當即表示反對，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總理在世時遴選出來的，應當繼續當選。

我向他委婉解釋，指出現在的名單中，有些第一屆中委的名字並不在內；那末中共黨員也退

出幾個，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衛看見鮑羅庭仍不說甚麼，也就不再說下去了。這樣，第二

屆中委名單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會選舉中委的時候，被放逐了的胡漢民竟以最多的票數當選③。這事令人啼笑皆非；

胡氏的當選固由於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數，至少足以證明代表中並無堅決反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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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據這一事實，說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讓的；因為左派失去了廖仲

愷以後，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讓，即有被瓦解的危險。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於此。

大會剛要閉幕的時候，鮑羅庭告訴我，汪精衛對中共中央頗表不滿；一則因為中共中央

與孫、葉、邵等的會談，無異對反對廣州的人物討好；再則中共在這次大會中採取消極態度，

不願捲入國民黨的鬥爭，有不支援左派的傾向。鮑羅庭向我說這些話，顯然是借汪的名義來

打擊我。

我承認我並未貫徹中共中央的主張；但我也指出，汪精衛並沒有事先和我詳細商談，以

取得協調。我還轉而指責鮑羅庭，說他除了反對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見外，並沒有提出建設性

的具體意見；對這次大會所持的態度，也不算是積極的。最後，我表示這裡的一些問題，亟

待解決，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請求中共中央作最後決定。

鮑羅庭告訴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問題須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處理。

他預料廣東的工作在汪蔣合作之下，可以正常進行，不會因他的暫時離開，發生甚麼影響。

他還說到這次大會已經獲得良好的成績，大體上與中共中央的主張也沒有甚麼重大的出入。

至於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問題、罷工結束問題和農民運動的問題等，一時

都不會影響大局，等他從莫斯科回來後，那時莫斯科上海廣州間的意見趨於一致，再行處理

不遲。

誰知事態變化之速竟出乎鮑羅庭的預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廣州之後，一切都

脫離了他的掌握，一切都變化了。其實，在第二次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蔣介石將軍即對黃

埔內兩個團體對立的狀態，發表過演說，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態度；而鮑羅庭和中共的反應

是太遲鈍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終於上演。這些往事，即使現在看來，似也不能

責備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處理不當，主要是由於鮑羅庭的太過自信，沒有掌握時機，在這次

大會上解決問題。

①汪精衛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特別委員會的組織，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

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的。其實，這只是形式上的決定；實際是由鮑羅庭所主張。胡漢民所作《革

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載《東方雜誌》三十週年紀念專號）一文說：“其時精衛亦在汝為（即許崇智）處，

力主邀鮑羅庭來，他說：‘必須請鮑先生來，大家共同研究’，鮑羅庭來後，便說：‘應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

會辦理此事’。於是開臨時會議，由鮑羅庭提出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三人為特別委員，將當時黨部政治

委員會議國民政府各機關職權，一律交特別委員會統制。”這是可信的。

②據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一六六頁—商務印書館出版）稱：“此次大會完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全體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產黨員約佔五分之三。”這不特與我所記憶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與當時中共中央

的決策是相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