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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滿,認為是右傾的逃跑
主義。它獲知我們的入川綱領之後,竟來了一個哀的美敦式電報,要求我們立即改正,仍用
蘇維埃政府制度和一貫的既定政策。
我們與中共中央之間,無線電的通報,原是極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敢信賴我們
的密碼。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湘鄂西蘇區時曾失落了我們原有的密碼本,後來經過一些努力,
仍不敢相信續訂的密碼的可靠性。最後我們不得已才由雙方的報務員,利用電臺通話,訂定
了一個新的密碼本,但這是否已為敵方偷聽去,則無把握。因此,我們與中共中央之間,一
向不敢在無線電中涉及有關機密要事。
我們離開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們似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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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對我們的行動頗感焦慮。最先是告訴我們一些敵情,等到我們到達豫西南一帶的時候,就轉
而反對我們向西退卻的指示。等我們越過秦嶺進到關中時,中央來電的語氣就更加嚴重了,
甚至說“如果你們再繼續向西逃跑,那我們就公開反對了”。
我們接到這個嚴重警告之後,曾詳細加以研究,仍不敢將我們的行動計劃據實電告,僅
以“正在尋覓新的根據地”的含糊語句作答,以免洩露軍機。事實上,我們也只能根據所處
環境,決定我們的行動。
我們越過巴山進入川北時,曾電告中共中央,準備就在這裡建立根據地。中央覆電告訴
我們所用密碼可以信賴,除機密軍情外,要我們儘量電告情況。我們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達通江後一個多星期,我髮長電與中共中央商討政策問題。首先報告入川綱領的原文,
接著指出這個綱領是根據我們的實際經驗而作的,試行以來,極適合於像川北這樣的地區,
相信在全國範圍內也有很大的適應性。
正當我們與羅澤洲師作戰的時候,中央的覆電到了。
內容是:不能以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代替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並進而指斥我們,這樣做會助長向西逃跑的失敗
情緒,形成對蘇維埃極為有害的取消主義。中央要求我們立即扯起蘇維埃的旗幟,實行分配
土地。至於廢除苛捐雜稅、反對防區制度和禁菸等,只能當作附屬的條款。最後並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能改正這個錯誤政策,中央仍信任張國燾同志為中央全權代表,在沒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導黨政軍三方面工作。否則,中央將考慮撤換領導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這個電令,雖不完全出乎我們的意外,但這當時確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在
川北立足未穩,前途困難重重,加之我們西行以來,紅四方面軍內部也醞釀了一些不同的意
見,這些不同的意見,又與中共中央這次電令息息相關,因而更增加了我們處理上的困難。
紅四方面軍西進到達川北,事先並沒有預定的計劃,而是根據實際的需要,由我們少數
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和我——臨時決斷,一步一步走到這一境地的。一般高階幹部不
僅沒有機會參預決策,甚至不能完全明瞭決策的底蘊,大多數同志不贊成遠離鄂豫皖蘇區,
他們宥於“堅決保衛鄂豫皖蘇區”的口號,就不免多少忽視實際的困難。對於我們某些不得
已的行動,往往不能完全諒解。
我軍越過京漢鐵路西進的時候,政治部的口號仍是強調在鄂豫皖區外圍消滅敵人。有些
政治工作幹部,總以為我軍在鄂北一帶兜圈子,目標仍是指向鄂豫皖區。等到他們知道我軍
行動的箭頭指向西面,就開始有所疑慮。他們紛紛議論,向西是沒有前途的,遠離了全國的
其他蘇區。這些見解與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轍。
在軍事策略上,同志們也發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見解。有的低估了敵軍的力量和他們追
擊我軍的決心,反對向西急退。他們批評我們軍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戰”,認為這會將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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