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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紅軍脫離瑞金根
據地向西行動,不到幾天我們就知悉了。這是使我們十分震動的事。七八月間,當唐式遵向
萬源進攻的時候,中共中央從瑞金疊次來電,對我們的處境表示憂慮,卻沒有一字提到江西
蘇區的情況。到了八九月間,我們將敵軍先後擊潰,中央來電錶示十分欣慰。從這些電報的
字裡行間,我們就感覺到了中央蘇區處境不佳。
我們舉行高階幹部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推出江西蘇區所引起的問題。
他們這次行動,我們事先毫無所知,根據我們直接獲得的資料,認為中央紅軍這次行動是在
敵人的壓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卻行為。我們不敢斷定他們是否能阻止敵人的追擊,是否能在
西南地區立足,但確認中央紅軍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個蘇維埃運動受到嚴重打擊的表現。
根據這些估計檢討紅四方面軍今後的方針,我們都主張今後應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力
求向外發展,不必死死守住這個川北蘇區。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單憑這裡要求發展是不
易的。這種看法,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我軍的強制彈藥,質素愈來愈低,兵力人數雖在五
萬左右,但實際能作戰的槍枝不到兩萬,其中多半是土製貨,是從四川軍閥作戰繳來的次等
貨色,而且槍枝在作戰中損毀極易。因而,同志們多引以為憂,認為只有與蔣的嫡系部隊作
戰,才能繳獲較好的槍彈來補充自己。二是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裡,不僅不能為人民
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這次會議並未形成具體決議,只是由會議授權首腦部相機處理一切。我們為未來的行動
開始做些準備。四川軍閥受著江西紅軍被逼離開老根據地一事的鼓勵,又蠢蠢欲動,到處發
動規模不大的進攻。我軍主力則集結在離前線較遠的戰略要點上,僅用少數兵力在前線與敵
周旋。我們抽調中級以上的幹部,組成軍事高階訓練班,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全國各地的軍事
情況,特別是較廣闊的西北地區的一般情況。
這個訓練班最初是由負傷病癒的幹部組成的,後來陸續從軍隊中抽調幹部參加;直到我
們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後,才改組為紅軍學校。擔任這個訓練班主任的,就是負著重傷的原第
九軍軍長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在蘇維埃運動時
期,參加過廣西越南邊境的游擊戰爭,曾與越南革命黨人一起在越南與法國軍隊作戰,一九
三一年他被調到鄂豫皖蘇區任紅軍的團長,先後負傷十一次。這多次的槍傷,使他成了殘廢。
因此,這個訓練最初還是帶有點休養的性質。
我們事實上放鬆了對四川軍閥作戰。僅有的偵查電臺,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時
間用在偵查四川敵情。多數時間用來偵查中央紅軍行進所在及其四周敵情。中央紅軍行進到
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我們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偵查電臺
每天都譯出敵軍大批密碼電訊,再由參謀人員扼要作成通報,經我鑑定後拍發給中央紅軍,
我們的電臺須守候中央紅軍電臺出現,有時從晚七時餘守候到翌晨三點左右。有時我自己也
守候在電臺旁,解答對方的疑難。
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雲南
方面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臺沒有時間做偵查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
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形,決定行動,釋出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對
於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當中央紅軍退卻到貴州境內時,所有訊息,一天一天不利於我們了。追擊的國民黨軍隊
所發出的電訊,誇耀他們勝利。蔣介石的部隊,正從各方面移動,有些已經進到四川的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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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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