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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我,我告以撫邊會談的一些實況,並要求他們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指揮。
當時,由於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接觸較多,雙方隔閡日甚一日。一方面軍幹部不但抹
殺了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經歷,而且作了各種不必要的批評,如說四方面軍脫離了中央的正
確領導,不免有軍閥習氣等等。四方面軍幹部也忽視一方面軍的光榮記錄,同樣做些不必要
的批評,例如說他們喪失鬥志等等。這些批評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衝動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這些現象的形成,顯然中共中央要負責任。他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央現在是寄居在軍隊之
中,任何黨內歧見都易轉化為兩軍之間的隔閡。他們北進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兩軍互相瞭解的必要。他們對中央的威信估計過高,忽視了一般同志的不滿情緒。
四方面軍的幹部紛紛向中央質問,其要點大致是:為甚麼中央要急於北進?為甚麼放棄
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帶向東南發展的據點?何以見得在這一帶多留幾天就會被敵人封鎖、
成為甕中之鱉?為甚麼不抽出時間好好開幾次會議,將一切問題討論清楚?為甚麼不先了解
四方面軍的情況,就批評它的領導?一、四兩方面軍初會,為甚麼不讓兩軍幹部互相瞭解、
互相學習?為甚麼中央要在一方面軍幹部中散步不滿四方面軍的閒話?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中
央要人們不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些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們進而批評中央歧視四方面軍、不將它當作嫡系部隊;中
央領導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亂;北進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簡單
道理,這不過是犧牲軍隊,讓少數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評四方面軍的領導,無非
是偏見作崇。四方面軍幹部特別反對中央對我的歧視,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軍多數同志
的意見。
張聞天和秦邦憲等利用他們與陳昌浩在莫斯科同為“二十八宿”的關係,坦率的問陳昌
浩:“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者,為甚麼四方面軍的幹部不追隨中央而要追隨張國燾?”陳昌浩
告以過去對張某的派批評是不公道的,張領導四方面軍,不僅正確有功績,而且為一般同志
所愛戴,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動,
就這樣不能收到實效。
朱德等覺得事態嚴重,乃從中調解。他也坦率承認這次兩軍會合沒有弄好,主要是由於
北進的決定太促,兩軍沒有互相瞭解融洽的機會,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等等。他憂慮同
志間的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要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他提出了軍事統一
指揮的方案。
軍事統一指揮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
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關於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
準施行。這個方案並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
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願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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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由於這個方案,使這個醞釀中的風潮,暫時和緩下來。
我們內部的氣候好是改變了。團結一致一時是高於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軍的幹部們懇切表示,他們已經相信我在四方面軍中的威信是多年奮鬥的自然結果,
不是與中央對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來的,此後,將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順利進行。我
也在四方面軍的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可是這種團結的氣氛,並未能抑制少數人
根深蒂固的偏見,統一指揮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實際上的障礙。
我開始在總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來朱德這個總司令不過徒擁虛名,只是中央軍事
委員會的一員,並無獨立的職權和機構。我加入進去之後,也並未根據統一指揮方案予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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