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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中有不少個人英雄主義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紅軍幹部的工作,以糾正他們的遊擊
習氣。
我認為在討論中所揭露出來的問題,都不簡單。我瞭解了一些實際狀況,更覺得立三路
線並非偶然發生,其出發點就是將迅速爭取軍事勝利放在不適當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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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的混亂和各派軍閥相互戰爭的時機,急速發展紅軍,向武漢進攻。這種計劃實說不上是無產
階級的近代軍事行動,也無勝利之望,但李立三總以為值得去冒一下險。曾鍾聖的說法也是
基於許多實際情況,有理由可以自圓其說。我設想毛澤東大體採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義的做
法,將逐漸擴大自己實力一點放在首要地位。這雖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徑,但其實際策論,則
甚少說明,也許含有甚多農民叛亂的色彩,缺乏無產階級的氣味。
我認真檢討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態度。我曾經自己問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線讓步嗎?
或者說,是打吹一陣革命的好訊息,強調不顧一切爭取勝利的方針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戰事結束,蔣氏獲得勝利。南京政
府內部雖然仍有許多紛擾,但蔣氏勢力是加強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來對付蘇區和紅軍。
中共中央搬往各蘇區,也並非是因為蘇區不久可以有驚人的發展,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在上
海和整個白區不易立足之故。此時此地,我如果重複一些李立三的論調,豈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澤東那樣,彷彿自己是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麼?或
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自己就要農民化一點。我認為不可為,而且不屑為。共產主義,顯
然是一種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義,顯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理想,兩者如何能
混為一談。如果用另一種觀念來說,也許可以說我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
我這個人對共產國際,特別是對斯大林,身懷不滿,而且又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產國際的令箭自居麼?我不能、也不願意一開口就搬出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
來嚇服那些“土共”。我更沒有扮演過手持“正確路線”的“上方寶劍”,處罰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聽話的人。五年以後,和我一直共事的陳昌浩向我說過一些帶有批評性質
的話,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愛的領導者,有一些特長為他們所不及,但他直說,他從未
聽見我吹噓共產國際,甚至連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說到,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當時我承認他所說的合乎事實,但也指出有些經過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敘述了這些
經過情形)。
接著我發表了一次總結式的重要演說,我向這個區域的全體負責幹部闡明瞭我的態度和
工作方針。我表明我自己支援鞏固蘇區和壯大紅軍的方針,但如何實施,除已有決定外,仍
須由我們自己去研究並草擬計劃。我自己就抱著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態度。我說明江西紅軍
在本年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的勝利,雖令人鼓舞,但是蘇維埃走向紅軍勝利,還有一段漫長
的時間。增加自身力量不僅要從量的方面,而且也要從質的方面下工夫。我們應當努力爭取
戰爭勝利,擴大蘇區和紅軍,一刻也不能放鬆使紅軍成為“王者之師”。我們要淘汰一些地主
富農分子,使其完全為中共領導;加強戰鬥力,不亂打土豪,經濟上一點也不亂來,使蘇區
成為模範政治區,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以自別於國民黨政府那種魚肉人民的作
法。要完成這些繁重任務,首先要努力是特委會下的所有組織布林什維克化。
我的主張獲得特委會大多數委員的積極支援。我素來的信譽,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
們相信我會領導他們走上較妥善的勝利道路。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後,表現的心悅誠服,即使
是抱懷疑態度的曾鍾聖,也轉而表示支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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