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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蘇維埃政權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張發奎李濟琛兩方軍隊在各個戰線上打得激烈的時候,太雷他們就決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農勢力曾遭受摧殘,對暴動前途,不抱樂觀;但也只得遵
照命令列事。有些同志,主張不要死守廣州;惟羅易門反對這種主張,他以為蘇維埃政權,
如能在廣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國際意義。王一知覺得犧牲幾千個同志的生命,將廣東幾
年來的工作基礎,斷送得乾乾淨淨,即使蘇維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麼意義呢?除了羅易門
要將張太雷等中國同志的血肉去向共產國際邀功外,她簡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釋。
十二月十一日暴動以後,不到三天工夫,張發奎的軍隊便調回廣州外圍,向暴動軍進攻
了。外國軍艦也在珠江,掩護李福林部隊過江攻打長堤一帶⑧,機器工會領導一般反動工人,
到處向我們襲擊。我們陷於四面作戰之中,不少同志主張向東江方面撤退,羅易門卻命令在
街頭構建工事,進行巷戰。張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間,在敵人前後夾攻中,中彈陣亡。這次暴
動也就隨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敗了。只有少數同志,帶了一些零星部隊,向郊外退卻。廣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關一帶,一片大火,到處都是槍聲,街道上堆積著死屍。人
民被誤殺的也不知有多少;當她於十五日晚間偷搭省港夜渡離開廣州的時候,廣州的秩序還
是亂得很。在戒嚴狀態下,到處搜捕共產黨。
王一知敘述這些經過之後,表示她自己遭受這次的慘痛打擊,業已萬念俱灰。她痛惜張
太雷不該只是愚誠的順從命令;如果不完全聽從羅易門的指示,按實際情形的需要,不在廣
州市內硬拚,何至失敗如此之慘;她更憤恨瞿秋白的兒戲暴動,毫不珍視幹部的安全。如今,
他雖然恭維她是“女英雄”,這究不足以撫慰寡婦孤兒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脫離了中共,隱
居去了。
廣州暴動失敗得如此悲慘,曾使中共內部為之震動。雖然瞿秋白中央極力誇張廣州暴動
是布林什維克的壯舉;不少同志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軍事冒險,葬送了中共在廣州工作多
年的基礎。後來斯大林也不得不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當時我除痛恨盲動主義的作
祟外,還對廣州暴動政綱中所列“殺盡一切地主豪紳”的口號,表示抗議。
廣州暴動失敗以後,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動。他們低估中共在暴動政策下所受到的打擊
和失敗在群眾中所引起的懊喪和恐懼的心情;硬說中共是愈鬥愈一強的,群眾的革命情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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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有增無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繼續高漲的。他們整理暴動的資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釋和違反
事實的宣傳。他們坐在中央,只要看見某個地方中共還有一些組織的基礎存在,就來一個暴
動計劃,命令執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謂“兩湖暴動計劃”。此外,在上海本地,他們還是
繼續命令同志們進行一些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勾當。如有同志表示異議,就給他戴上一頂機
會主義的帽子,予以懲罰。這一切曾逼使我與瞿秋白中央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
這段時間,我所耳聞目見的是瞿秋白中央無休止的盲動行為;深覺七年來艱苦締造的中
共,會因此被摧毀掉。機構被破獲,同志被浦殺,以及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的工作受到打擊
等惡劣的訊息,紛至沓來。我們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雖極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們的追
浦;但我仍在設想這種或那種方法,來挽救中共的危機。
我被瞿秋白等目為反中央的首腦,我的住所也被視為是機會主義者的俱樂部。和我同住
在這招待所裡的,先後有李立三、許白昊夫婦、王一知,以及劉少奇夫婦等。劉少奇夫婦是
在廣州暴動前不久,從武漢輾轉來到上海的,他們同樣被視為武漢時期的機會主義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與我同住。這段時期,到我們住所來訪問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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