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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會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樣惡劣。
威金斯基終於無法扭轉鮑羅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這裡,是無法限制鮑羅庭的行動的。他確認中共中央有迅速搬來武漢和立即籌備召開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必要。他後悔他這次確實來遲了,以致無能為力。他應允回上海與中共
中央商討,以謀妥善解決。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後,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傾向。它依然留戀著上海,等到它後來搬到武漢時,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災
難之後;同時,武漢也已到了“夕限無限好”的時期,難於有所施展了。總之,在後來國共
這一幕大打鬥的鬧劇中,共方領導上的無力和內部的紛歧,暴露無遺;而蔣介石將軍卻在那
裡採取主動,獨斷獨行的幹下去;勝負之數是毋待龜卜的。
①馮玉祥的國民軍自一九二六年春為奉直聯軍所敗,便向西北退去,馮本人赴蘇俄考察。他的第二軍之
李虎部和三軍之楊虎部則退守西安,為吳佩孚部所包圍;一直等到馮玉樣帶著蘇俄顧問,自俄歸國,決心參
加國民革命,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師,西安被圍已達八月之久。據馮玉祥說,當時他的作戰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圍而出潼關”兩條路線,後因李大釗先生的建議,他才決定採用往
西安出潼關的計劃,卒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圍。(見馮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頁,上海教
育書局民國三十六年初版。)
②條件全文見宋雲彬著《中國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頁—第二四八頁,新知書店,民國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清黨與寧漢對立
武漢南昌間建都之爭迅即轉化為軍權與黨權之爭;接著又激盪成為蔣氏所領導的反共陣
線,與武漢所領導的反蔣陣線的對壘。這個劇烈的鬥爭形勢演變的結果,是蔣氏逐漸佔了上
風,武漢則相形見絀。因為蔣氏不僅握了兵權,而且獲得舊社會保守勢力的支援;南昌克服
之後,顯然又得著外力的支援。而武漢的反蔣陣線卻具有先天的不穩定性,意志又不統一,
因而易為蔣氏的反共旗幟所擊敗。
武漢方面因建都問題展開反蔣攻勢時,聲勢原是頗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漢三鎮國民黨組織舉行代表大會,董必武任大會主席,致開幕詞。聯席會議主席徐謙往會
發表演說,強調維護黨員,軍事領袖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等等言論。會議透過下列決議:一、
加強中央權力;二、統一黨的領導機構;三、立即召集中央全會解決黨的問題;四、歡迎汪
精衛復職;五、昏庸老朽之輩站開;六、擁護國府外交政策,反對黨內反動分子與帝國主義
妥協的企圖。會場並高呼“打倒張靜江!”“反對軍事獨裁!”“反對反動派!”等口號。這一動
人的舉措,不用說,自然是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協同進行的傑作。
武漢南昌雙方,都曾主張召集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內糾紛;但
對會議的地點,則各堅持要在本身勢力範圍內舉行。換句話說,蔣氏主張在南昌,聯席會議
則主張在武漢。此外,雙方又都標榜著以“救黨”為己任,互責對方違反黨紀。蔣氏曾指徐
謙竊據黨權,漠視他的國民黨中常會主席的職權。
對於會議地點的爭執,勝利屬於武漢。因為當時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委員都薈集在武漢,
而且一致主張在武漢舉行;使蔣氏覺得如果堅持己見,無異自招獨裁之譏;同時,他正銳意
經營東南,已有實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麼會議的決定;而且南昌的國府主席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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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七日偕陳果夫等到達武漢,蔣與張靜江則留駐南昌,未出席這次大會。
從莫斯科回來的譚平山於二月底到達武漢①,他積極支援鮑羅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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