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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同書第二八六頁—二八七頁)一文所記,雖因立場關係,有些歪曲事實,但可供參考。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
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藉此可以強
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
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只如此,要人們
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
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
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面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有的則認為只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
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麼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
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
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援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
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
他執行的雖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
上海來到武漢,有一天與我在漢口江邊散步閒談,曾盡情吐露他胸中的積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贊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運用之於中國革命也是很恰當的。
他認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是甚麼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他批評鮑羅庭的聯唐反蔣政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立發展工農運動,使之成為工農蘇
維埃,到適當時期取武漢的左派政權而代之;決不要做那些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種不名譽的
勾當。
達林知道我素不贊同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向我說了上面這些話,可是我的答覆也許
使他頗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國軍艦,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物件還是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現在都不能談工農蘇維埃政
權。我不贊成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捲入國民黨的內部糾紛,也不贊成拿著國民黨的招牌去反
蔣;卻主張兩黨黨外合作,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爭取民族獨立,和經由國民會議,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民主革命的發展中,增強工農勢力,才能談得到土地革命與
社會革命。達林聽了我這些話,似很失望的向我說:“那你還是一個革命的階段論者!”我當
時沒有否認這種說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但無論如何,中共留在國民黨
內總是不合理的,這已經成了中共的桎梏。
達林這種言論,毫無疑義是將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反應到
中國來了。他還告訴我:“在武漢的俄國顧問中,也有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他也說到他們
俄國人中,也曾為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而爭辯過。後來,任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托洛茨基的主
張雖為中共多數領導人所不贊同,但其暗影卻是我們間意見紛歧的一個因素。
魯易的光臨武漢,使中共的各種會議流於冗長的理論的辯論。他是偕同譚平山約於二月
底抵達武漢的,他參加共產國際最早,是一顆久負盛譽的“亞洲明星”,他的出來指導實際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為最重要,最初也受著當時在武漢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長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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