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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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打擊是不願推卸他所應負的責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毀，中央不能辭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變中，中央確

是缺乏警覺，不僅身任書記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樣的疏忽。他指出

當時中央委員中沒有人著重提出要嚴防蔣介石的翻臉，只是重視上海市民會議和市政府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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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如果當時中委中有人提醒這一點，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陳先生接著表示，事態發展

到了現在，中共的前途困難多端。他指出共產國際一直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那就只有維持

與左派合作的現行做法，不能談甚麼工農蘇維埃之建立。如果我們違反共產國際的意旨，積

極發展土地革命，通行組織工農蘇維埃，勢必形單勢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樣的失敗。反之，

如果要維持武漢的局面，就應糾正工農運動之過火行動，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這樣做能

否收到反蔣的實效，推進國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陳先生這些話不僅道出了他個人的苦

惱所在，也說明中共當時已面臨左右為難的歧途。

在陳獨秀等中委陸續到達武漢以後，中共中央的會議才正常的舉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會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人員，是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和我共七人；任弼時則以少共中央書記的身份經常參加會議。我這

時已解除湖北區委書記職務（由張太雷接任），專參預中央的決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數人

的批評，不再參加中央的會議，只專任宣傳部的一部分工作（宣傳部長已由蔡和森擔任）。此

外，魯易、鮑羅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經常參加中共會議，這個中央會議的組織，後來經過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透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選仍舊。

新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陣容，固屬一時之選，但工作效能卻是不如人意的，它變成

了一個談話會，不能名副其實肩起決策的任務，擔任主席的陳獨秀先生，顯得更“民主化”

了，對於預擬決議案的事，固不願做，就是議事程式，也常不願事先確定，會議開始時，往

往是由魯易大發一番議論，接著便是鮑羅庭起而反駁；於是陳獨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捲入了這個爭辯的漩渦，相互辯難，喋喋不休。而眾多的具體問題，反是在為理論爭辯了

幾個鐘頭之後，出席的人們也已聽得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作出決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開始舉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未改善中共內部的混

亂狀況。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約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這是一次盛況空

前的大會，國民黨要人汪精衛、譚延輳А⑿燁�榷莢�魷�蠡嶂倫４剩�緣黴�擦降車暮獻鰲�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這些熱鬧的場面，也不能掩蓋我們內心的痛苦。就在大會開幕以前，我們損失了上海

廣州北京三個重要的區委組織。那些地區的首腦部多被摧毀，大批同志被屠殺。剩下的組織

不是失去聯絡，就是在極端困難狀況之下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幾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為此

心情十分沉痛。對時局不抱樂觀又無法開啟困局，無形中湮沒了進取的雄圖。

我們之中不少的人覺得要徹底檢討過去，才能開展未來的生機；但一觸及具體問題，又

覺難於下手。陳獨秀先生的地位是動搖了，但誰能在這個緊急關頭繼承其事，又大成問題，

尤其是想到繼任人選所能夠組織新中央的陣容以及他們將能夠做出一些甚麼事情，則更難逆

料。而且大敵當前，我們自身檢討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難。再說檢討過去，也會涉

及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是否正確的問題。當時共產國際領導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覺得共產國際所堅持的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是錯誤的、

一切不應單獨諉過於陳獨秀先生。更多的人則不滿意共產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