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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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過激行動，以期減輕武漢內部的矛盾，同時強呼叫武力實行討伐蔣介石。可是，鮑羅庭

究竟力不從心，事實上無法貫徹他的主張。四月十日，汪精衛由上海到達武漢（正是“四？一

二”清黨的前兩天），他在盛大的歡呼聲中，和過去一樣發表激昂動人的演說。他曾向我表示：

過去一年來緊張的革命時期，他竟出國養病去了，這次回來當負起責任，為黨國效勞，不使

總理遺訓遭到破壞。他並未將上海方面的嚴重形勢盡情告訴我，但顯得有點神色不安，已不

如從前那樣的容光煥發了。

汪精衛的回國似是太遲了，消彌衝突的機會業已失去，也不能掌握當時局勢的發展，無

力挽狂瀾於既倒。在他沒有回國以前，人們都對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達武漢的最初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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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也曾發生過振奮人心的作用。可是幾天以後，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樣，陷於一籌莫展的苦惱境

地了。總括的說，他的作用是降低了，並不能發揮團結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漢的陣營更加

動搖。其癥結所在，很顯然，在刀光劍影之下，空言畢竟是無補於實際的。

上海南京的惡劣訊息傳到武漢以後，“討伐蔣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等等呼聲，

從汪精衛的口中，四向傳播，響徹雲霄。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

蔣介石的黨籍，罷免蔣氏總司令的軍職。同時，反蔣的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等等行動盛極一

時，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動如東征討蔣之議，則仍是議論紛紜，莫衷一是。

武漢的國民黨人士和一般社會知名人物對蔣氏行動的觀感極不一致。有的認為蔣的行動

根本破壞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確是一個叛徒。有的認為蔣氏不擇手段，殺害戰友，並波及

自己的同志，無異摧毀革命的基礎。有的側重於反對蔣氏的另建中心，認為這是分裂國民黨

的行為。有的認為蔣氏與中共的衝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還有些人在暗中讚許蔣氏反共的

果決。可見在當時反蔣陣營內，人心也不一致。

蔣氏的反共行動在上海發動以後，迅即普及於其勢力所及的區域。四月十五日，廣東李

濟琛的清共手段，較之蔣氏尤為殘酷。當天他在廣州，調遣軍警，宣佈戒嚴，逮捕了約兩千

名的中共黨員及其同情者，封閉了二百多個工會等團體；黃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黨員

就是在那次鎮壓中被殺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黨工作，手段的殘酷也表演得淋漓盡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黨員，也有不少是所謂國民黨左派⒀。

武漢方面唯一差強人意的事，是江西當局採取了支援武漢的態度。蔣氏的反共行動，首

先原是江西開始的，但不久他離開了江西，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義，掌

握了統治江西的實權。那時，朱培德是比較接近於汪精衛而不滿蔣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蔣

氏離開江西以後，改採支援武漢左派，打擊蔣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將軍這種態度，也只是暫

時性的；敵不過當時瀰漫於湘、鄂、贛三省“反工農運動”過火的聲勢。

蔣氏的反共行動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輪“巴來亞列寧那”號，從上海開赴武漢，

道經浦口時，被張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鮑羅庭太太及其他幾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蘇俄與

武漢間的交通由是被截斷了。四月六日，張作霖得到北京外國使團的允許，派軍警進入東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館及蘇俄的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館內的李大釗

等六十餘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路友予等二十個北方國共領袖，被處絞刑。這件事對

武漢有重大影響。在俄顧問方面說來，是喪失了聯絡他們的總機構；在國共兩黨說來，是毀

滅了它們在北方活動的首腦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擊。不用說，武漢方面的不利情勢，使

蔣如虎添翼。

武漢方面在財政經濟上也有困難。武漢一直因軍事的供應浩繁，稅捐的加重，經濟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