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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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出諸於會議上對汪的譏笑謾罵。有人稱許汪精衛在苦心孤詣維持這個局面，認為他決不

會有意隔絕孫先生與其同志間的聯絡。也有人埋怨，這都是由於汪的過分謙讓，才引起這次

的是非。

我們的政治會議雖然發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現象，但還能維繫下去，發生一些積極的作用；

主要是由於段祺瑞政府的壓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對孫先生採取傲慢的態度，雖然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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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親自去探視孫先生的病，段卻斷然拒絕；這使所有的國民黨人都大為

憤慨。不少人說，段氏希望孫先生早死，並企圖氣死他。再則段氏也瞧不起國民黨及其在廣

東的實力，他不但不羅致國民黨人士去參加善後會議；而且不斷的施以恫嚇，不是說要逮捕

在北京的國民黨人，就是說要取締他們的活動。這些事相應地阻止了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

使多數國民黨人覺得非繼續聯俄容共不可。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鮑羅庭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愈顯得重要了。他比孫先生早到北京，以

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身份，參加我們的政治會議；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捲入是非的漩渦，不

多發言；他的幾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徵得孫先生的同意，並估計在會議上能夠透過，才要言

不繁的提出來。因此，他的提案多獲得會議的一致支援。，這樣，漸漸也使參加者覺得重要

的事還是要鮑顧問出來說話，才易於解決。

當時幾件有關政策的事，在這個政治會議中，都大致得到解決；這與以後國民黨的發展

也大有影響。首先是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的問題。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孫先生髮表宣告，表示對段讓步，不斤斤於國民會議與善後會議

名稱上的爭執，但提出兩個要求、一、善後會議須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

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卿弋表；二、軍制財政諸問題，最後解決之權，當歸還於國民會議。

並保證這兩個要求如被容納，當表贊同善後會議。這個宣告就是鮑羅庭徵得孫先生同意，向

政治會議提出透過的。

在國民黨方面看來，這個讓步是相當大的。因為這無異贊成了段的主張；而且所要求加

入人民團體的代表，並未提出代表人數的比例，並不能改變善後會議的性質；至於軍制財政

諸問題留待國民會議作最後解決一點，；主要也僅是使廣東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時受打擊而已。

當時不少的國民黨左派為這個讓步表示不安，尤以共產黨員為甚。國民黨方面曾向他們在廣

東等地的組織函電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黨員大會上說明國民會議預備會既不能實現，

現在有條件的參加善後會議，與共產主義者參加西歐各國的議會是同其性質。這些努力使國

共雙方多數同志獲得了諒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顢頇的拒絕了孫的兩次要求，他於一月二十九日致孫中山先生電

中，僅允聘各省省議會、省教育會、省總商會、省農會及天津、上海、漢口等總商會之會長，

為善後會議備諮詢的專門委員。段的答覆，顯然是藐視孫先生這最後的讓步。我們的政治會

議覺得如再遷就，就將喪失一切，因於一月三十日透過了《中國國民黨黨員概不參加善後會

議》的決議。

就這樣，孫段之間完全決裂了。這在段祺瑞的臨時政府方面說來，是喪失了統一全國的

最後機會，在國民黨方面說來，也就只有鞏固廣州政府，準備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

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後會議舉行開幕式；二日我們的政治會議以國民黨的名義通電全國，

表示“仰體本黨總理的意旨，對善後會議不能贊同。”十日又通電主張國民自制《國民會議

組織法》。這樣國民黨與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對臺戲來了。

二月間，北京有兩個會議在舉行。一個是上面所說的善後會議—這個會議對北京政局其

實不能有甚麼實際的影響，段氏只將它看作是協助臨時政府過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