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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則專負上海工會的領導責任。鄧中夏那時在上海大學任教,負責物色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工
會工作。其餘的委員多分赴各地指導工作。
“二七”失敗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準備工
作,就成了我們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中心任務;目標在於建立全國總工會,以統一全國工運的
領導。
此外,中共中央曾計議要增設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但因無適當人選,擱置了一個
時期。在“五卅”以後,先成立軍事部,由我兼任部長。農民運動委員會則遲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組織成立,這是後話。其他如婦女運動委員會等機構的組織與工作也都擴充套件了。社會主
義青年團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人數擴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為青年工人;此外則多系進步的知識分子,尤以青年學生為多。
它的中央組織與工作自然也同樣的擴充套件了。
中共這許多中央機構在上海地下存在著,自然要注意保密,於是中共中央開始建立了“交
通”制度。各機構之間和各負責人員之間的聯絡,以及由外地來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財
物的運送等,均由交通人員負責。中央秘書處的交通人員也就因之日漸增加起來,由數人增
至十數人乃至二三十人。
組織日益擴充套件的中共,在眾民廣土的中國,固然仍不過是一隻“小麻雀”,但五臟確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興了。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中共的首腦們總覺得
孫是老資格,須讓他領先。現在孫已去世,而國民黨右派正極活躍;馬君武、馮自由等已另
行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於是中共中央認為革命的統一戰線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
候了。
實現這種雄心的首要條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壯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組織都在積
極研究:如何徵求黨員、如何增強它的領導力量、如何統一工會的領導和擴大少共的組織等
等問題。當時中共廣東區委會已有了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的組織,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積極商討如何在北方軍隊中展開活動,並將河南等地的紅槍會轉化為農民協會等
等。一般說來,中共這時奮鬥的目標,是力圖壯大自身,以增強其在國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共也產生了內部的困難。當時,中共內部政見的分歧雖然縮小了。
但在組織問題上,卻滋生了紛擾。彭述之等要求繼續擴大中共權力,主張中央集權。他們缺
乏實際工作的經驗,往往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指責一般實際工
作者忽視組織原則,保持著一種落後的“手工業式”的工作方法,不瞭解馬列主義的理論,
而依據一些零碎的經驗行事。
彭述之等這種見解在黨內得到有力的支援。首先是陳獨秀先生左袒其說。陳先生這時是
得心應手名符其實的“家長”,他沒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擴大會議時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而
且初期的反對黨魁制的議論也聽不見了,似是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成為無限權力的黨魁。
此外多數留俄、留法歸來的同志,如在中央秘書處工作的王若飛(留法)、組織部秘書尹寬(留
法)、少共書記任弼時(留蘇)、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留蘇)、上海區委組織部長羅覺(留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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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張;而且他們也時常捧著陳獨秀先生的招牌發號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這種見解的,則是黨內大多數實際工作者,他們不贊成中央過份的集權;
主張黨員在中央決定的原則之下,應有較多的活動自由。他們要求根據各地實況,來運用馬
列主義的原則。他們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實況的書生,只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專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來嚇唬人。
中央委員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援後者的見解;尤其是我,常表示過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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