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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省的偏僻地方。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由東三省擴充套件到華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過
活,反日運動的浪潮,也還沒有氾濫到這裡來。存在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
府,更是人們聞所未聞。在四川人看來,四川就是一個國度,他們所注意和談論的都是關於
四川的事。甚至“國民黨”、“三民主義”和“蔣介石”這類的名詞,究竟內涵是些什麼,不
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當地的軍閥,也不甚瞭然。
記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個“很能幹”的軍閥王陵基,受任為剿共軍第五路總指揮,
率劉湘部向我軍進攻,曾釋出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內容大意說:“三民主義主張節
制資本”,是救國救民的大道,共產主義則主張“平均地權”,顯然是共產共妻的邪說。這樣
將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割裂為二,張冠李戴,簡直荒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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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四川這種閉塞的情形,對四川的中共組織也有影響。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在我們
打垮了田頌堯之後,由成都潛行來到通江,一時成為我們大家歡迎的物件。他到處發表演說,
著重指出田頌堯雖然被打垮了,但較田部實力為強的其他四川軍閥,正計劃動員所有力量圍
攻我們,因此,我們要準備應戰。可是他也告訴我們,四川省委組織單弱,黨員人數很少,
工作還未展開,他並不知道中華蘇維埃政府的詳情和中共中央對反日運動的態度,因為他與
中共中央之間,早已失去聯絡。他雖立即成為川北蘇區省委的常委,是一個參與決策的要角,
然而,這個新血,並沒有能將四川省外的新變化,帶到這個偏僻地方來。
僅僅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川北蘇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八月下旬在通江開幕。
到會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鄉村選舉出來的農民,我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會致詞。為了使代表們能夠懂得這些問題的意義,並另行分組講解和討論,
我花了半天的時間,用極淺顯的詞句,講解有關蘇維埃這類名詞的內容及我們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這些代表們的知識水準很低,要使他們懂得大會所討論的問題,是很費力的事情。
這裡的鄉下人沒有直接接受過革命的洗禮,根本不知道共產黨和蘇維埃是什麼回事。他
們不像鄂豫皖區的農民受過革命風雲的鍛鍊,他們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過國民革命,也不知
道農民協會是怎麼一回事。鄂豫皖區的農民大體還知道這一點。前者還知道有蘇兆徵這樣的
人物,因此會聯想到蘇維埃與蘇兆徵有關;而後者除了知道四川幾個軍閥的名字以外,對於
蘇維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們多數仍受神權命運等舊觀念所支配,不理解為什麼會有一支與四川軍隊迥然不同的
紅四方面軍,而這支軍隊竟又會到通南巴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外省軍隊到了四川總是胡作
非為的,為什麼紅四方面軍竟能一反外省軍隊所為,專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和蘇維埃這樣抽象的名詞,總希望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用他們腦中的神權命運觀念來
牽強解釋一番,這樣,就發生過一個可笑的故事。
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對我就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他們聯想到
民國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壩地方,曾有一位姓張的青年農民,領導過一次劫富濟貧式的
暴動。不久暴動失敗了,那位張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壩附近的人,認為現在的“張
國燾”,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壩暴動領袖張某,他們說兩者之間身材年齡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壩的張某流亡在外,經過神仙指點,現在脫胎換骨回來了。他們認為如果不是苦草壩的張
某,為什麼紅四方面軍竟會來到通南巴,視通南巴如家園,愛護備至,足證此張某即彼張某
了。這種訛傳迅即傳遍了整個川北蘇區,為一般鄉下人所深信。他們以為共產黨、蘇維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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