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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了瘧疾,依然照常工作,他們得不到醫治,
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當作一種病了。我們的營養和很壞,吃得只有大米雜糧和花生之類,
缺乏蔬菜,更缺乏肉類。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這是黨和蘇維埃剛閉幕的時候),我就病倒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拖
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會時 ,就已患瘧疾,但我在體溫恢復正常時,仍抱疾工作,不久
便併發了腸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嘔吐,飯食藥品,隨服隨吐。我的身體日漸瘦弱,已無力
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許不算是嚴重的,但在偏僻的鄉間,醫療藥品,均感不濟,幾乎
使我喪失了生命。我自覺身體的抵抗力太弱,經不起考驗,也為我在這緊急關頭所肩負的責
任而耽憂。其實,愈是焦急,病就愈難痊癒,纏綿月兩個月,病況才有轉機。
我的臥病,對這個區域工作的發展,自然不無影響。在我身邊的同志為我的病耽憂,甚
至他們曾想到萬一我一病不起,善後步驟應如何安排等。特別是在前線的同志,更因此為之
不安。後來曾鍾聖曾承認因聞我病重,深恐這個區域的領導權,將為他所最不滿意的沈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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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所掌握,所以他有帶著紅四軍脫離這個蘇區的企圖。
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和軍委會的工作,並未因我的病而停頓下來。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會
主席職務,分別由沈澤民和蔡申熙代理。這時,我們在各地傳達大會的決定,採取一面鬥爭
一面說服的較溫和的辦法,來糾正已有的錯誤。雖然只有極少數的人受到處罰,但黨的內部
竟因此發生了一種反中央分局領導的暗流。
這股暗流以金家寨為起點。大會後,豫皖邊區地方委員會的一些負責人,開始散佈對這
次大會不滿的言論。他們說:“這次代表大會利用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來打擊老幹部;新來
的幹部反對早在這個區域工作的幹部,也就是黃安麻城人反對安徽人。”他們批評沈澤民是不
懂世故的留俄學生,只知挾中央以壓制地方,其實中央是否存在,還是問題。他們知道了我
病重的訊息之後,更表示不能信賴沈澤民的領導。中央分局覺得金家寨這些反黨的言論,似
是許繼盛播弄起來的。許在路過金家寨時,並未表明遵從大會決定的態度。相反,他表示愛
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滿大會對他的批評。
紅四軍與七月中旬開到英山前先後,接二連三的擊潰了那一帶的國民黨駐軍,繳獲大批
槍枝,俘擄敵軍約兩千名左右,乘勝佔領了英山沂水兩個縣城。八月上旬曾鍾聖有前線送來
的報告,描述那一帶富庶的情形。紅軍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蒐集布匹,解決冬服問題。
他還說到,據他們所知,國民黨軍隊正在圍剿江西蘇區的紅軍,軍情甚急。紅四軍準備向廣
濟黃梅行動,相機截斷長江交通,並乘勢在武穴附近渡過長江,直指贛西北,會同江西紅軍,
消滅國民黨的圍剿。
與此同時,一位隨軍出發的省委委員送來報告,與曾所說的又大有出入。它說道紅四軍
高階幹部中有渡長江向南發展之議,是否由於中央分局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它還批評紅四軍
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決紅四軍所需的物質問題,不重視在這一帶發展蘇區的任務。有
說道不贊成改變原有的計劃,紅四軍幹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軍委會時,我因病重沒有出席,沈澤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
沒有告訴我。會議決定由沈澤民草擬一封答覆的信,內容大致是說紅四軍仍應照原定計劃,
在英山沂水一帶發展蘇區,擴大已有的勝利,壯大紅軍,決不可渡江南下;並說明配合江西
紅軍行動,雖是紅四軍的主要任務,但紅四軍脫離了原有根據地和地方武裝,孤軍渡江南下,
不僅不能給江西紅軍以有力的支援,反會因紅四軍的離去,使鄂豫皖遭到損失,這也是立三
路線的軍事冒險的想法。若照原計劃執行,則不但鄂豫皖蘇區可以擴大,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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