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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我軍集結在獨山一帶休息的時候,考察了各單位的內部狀況。我覺得這支軍隊確是
中共領導的農民隊伍,它有不少優良傳統,是從鬥爭經驗養成的,但也有一些缺點。這些缺
點是舊式軍隊的遺風,並雜有一些土匪傾向,但有些也是由於游擊戰爭滋生出來的。
我軍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農民,其中最大多數是窮苦農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則是失業的或染有流氓習氣的農村遊民,其中有些是從國民黨軍中俘虜過來或譁變投來。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過好幾個連,士兵中帶有顯煮流氓色彩的,也不過各有二三人。
我很滿意這種情況,認為是有優良的基礎。
營以上的幹部都是中共黨員,連排級幹部則有少數非黨員。嚴格來說,這些入黨的軍事
幹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紅軍幹部的升遷,概憑戰功和政治的堅定性,如一個排長要升任
連長的時候,團長須根據戰功,鑑定他的指揮能力,團政治委員則須鑑定其在政治上的堅定
與否,再由師部軍部核准任用。紅軍因經常作戰,幹部的流動性頗大,但這種鑑定大體上還
是適當的。
紅軍每個連都有中央的支部組織,黨員人數由幾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紅軍的政治工作,
以連為基本單位。連政治指導員指導黨支部的工作。平時要講授政治課,戰時要鼓勵士氣。
有時動員全連士兵,幫助駐地農民進行組織蘇維埃或分土地等工作。連政治指導員也有時召
開全連戰士大會,檢討作戰經驗,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在改善生活問題方面,
戰士們發言有較大的自由。戰士們也可對連排長提出批評的意見,但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紅軍富有團結力,這就是最顯著的優良傳統。官兵之間,同甘苦,共患難,大體上確能
做到。戰時協同動作,大家認為天經地義;如某一連在戰爭中陷於險境,附近的連必不顧任
何危險,全力支援。官長愛護士兵,士兵之間也實行互助,扶病救傷,不計艱險。行軍時遇
有戰士稍感不適,連排長必代其揹負槍枝。優待新兵成為普遍的風氣,新兵初入營時,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慣,新兵被委派的任務,也較輕易,又能獲得老兵的協助。新
兵如犯錯誤,也能獲格外原恕。凡此,都是與國民黨軍隊顯然不同的地方。
但紅軍中的軍閥土匪傾向,也相當顯著。紅軍的制度法規極不完備,有些原則也不能嚴
格執行。軍官們恃功而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舊觀念還在作崇,他們瞧不起蘇維埃,
認為這是由他們扶植起來的,應為他們辦差。他們雖不敢公然瞧不起黨,但卻自視為特殊黨
員。他們到了白區,對亂打土豪,特別是“打土豪不歸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態度。調戲婦
女的事,在蘇區內也常有發生。在優待俘虜的原則之下,雖沒有虐待或殺害俘虜,但私搜俘
虜荷包據為己有,則是司空見慣。即或偶爾執行紀律,也只憑高階軍官個人的意志,沒有什
麼固定的法律手續。
這種傾向尤以第十一師最顯著。從鄂豫邊區發展起來的第十師,一切成規較為先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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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政幹部地主富農成份較少,黨員黨齡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決定,這與徐向前的領導有
關,反之,從豫皖邊區發展起來的第十一師則較落後,軍政幹部地主富農的成份較多,黨員
的黨齡也較淺,許繼盛的聲望有時高出於黨和蘇維埃之上。當我們在獨山一帶發動當地農民
起來分土地,組織蘇維埃的時候,地主與富農常出入於許師長之門,許有時也公然袒護他們。
紅四軍的一般幹部,也很佩服毛澤東在井岡山所提出的“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但有
些也以能堅強作戰而自豪。紅四軍缺乏訓練,在戰場上往往由連排長領導者集團衝鋒,因此
傷亡頗重,尤以下級幹部為甚。幹部傷亡了又不易獲得補充。在紅四軍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話,
說:“什麼是革命成功,在戰場上犧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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