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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週刊①;這個週刊本來是以鼓吹新文化運動為主,在各省的小型
刊物中,其聲望僅次於施孝統、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創辦的《浙江新潮》②。毛澤東之信仰馬
克思主義,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學生羅章龍等人的影響,後來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又受
了李大釗先生等的薰陶。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訊鼓勵
③。
中國共產黨各小組,能在像湖南、山東這樣的省份發展起來,倒也不是偶然的。山東因
為是日本侵略的目標,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顯得較為左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
是南北戰爭的要衝,人民久經戰禍,一般青年不僅思想左傾,對於現實政治也較為敏感。在
近代歷次的革命運動中,湖南出現過許多傑出人物,由於歷史關係養成了湖南人一種崛強奮
斗的性格,“無湘不成軍”的俗語,早已為人所共知。那時(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滿
北京政府的各派勢力的人,都團聚在湖南首倡的聯省自治的旗幟之下,以求避免戰亂。毛澤
東等這一群左傾青年也支援聯省自治,並與湖南國民黨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廣泛的接觸。
在毛澤東等組織湖南共產小組以前不久,長沙另一派左傾青年以黃愛、龐人銓為首已經
組織了一個湖南勞工會。他們籠統的信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即對於工人運動的意義了
解得也不算透徹,但富有實幹精神。五四運動時,各地的活躍青年競起組織左傾小團體,但
各小團體之間不免有門戶之見,這在湖南更為顯著。黃愛、龐人銓等因受省外同道者號召團
結的影響,終於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但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意見並未完全化除,而且仍
在暗中滋長。黃愛、龐人銓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因發動罷工,被趙恆惕槍殺後,湖南勞工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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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與共產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漢的共產小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起來的。最先的參加者是董必武、陳潭
秋、包惠僧、林育南、項英等人,這些人中一部分與國民黨有過親密關係,當時都潛伏在武
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國民黨在武漢被視為非法團體),另一部分則是五四運動中的左傾青
年。武漢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混代英、蕭楚女、李書渠、劉昌群、
李求實等人組織起來的。他們在此之前曾組織了一個“互助社”的小團體,辦有《武漢評論》,
鼓吹新文化運動。
惲代英、蕭楚女於二九二○年底到重慶去教書,不久就在重慶聯絡楊暗公等組織重慶社
會主義青年團,團結了重慶方面的三十幾個青年。在這以前,吳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組織了一
個“青年共產黨”。吳玉章是老同盟會會員,曾流亡到法國,約於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師範任教。他在法國受了共產運動的影響,並未與陳獨秀等聯絡便單獨幹了起來。他以“青
年共產黨”的名義,團結了成都等地幾十個左傾青年。
四川有了這兩個同一性質的團體,便難免發生一些糾紛,主要是他們的聯絡物件和活動
範圍相同,都自視為正統,互相競爭。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看來,他們的組織是全國性的,“青
年共產黨”則不過是成都方面少數人所標新立異的組織;可是,在“青年共產黨”看來,社
會主義青年團不過是共產主義的低階組織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這兩個團體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併。吳玉章、楊暗公等參加中
國共產黨為黨員,其餘多數也都參加了統一後的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後來這兩個團
體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沒有留下甚麼芥蒂。
廣州的共產小組的成立比較略遲,它在陳獨秀先生於一九二○年十二月間,到達之後才
組織起來。廣州這個華南重鎮,雖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
期中為桂系軍閥所盤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傳統,又苦於南方政府的橫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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