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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互相競
爭,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這是說得通的。如果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
先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作為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先聲,這種對盟友的手段在道義上是
說不通的。怪不得當時汪精衛就曾說過,這是孫悟空對付豬精的辦法。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當時莫斯科對於中共的指導,事實上是很
混亂的。首先是莫斯科對於中國情況缺乏足夠的瞭解,那些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只知“國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勢力必須集中”這兩個空泛的原則,不顧國共兩黨的實情,硬要將它們
混合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產國際擴大會議的決議,還強調中共的獨立性,但後來似受著
越飛、馬林等人的影響,它的四月訓令顯然改變了方向,認為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獨立性卻成為次要的。換句話說,共產國際的四月訓令是中共趨向右
傾的起點。
馬林個人的見解比共產國際的訓令還要右些。他那時想以撮合國共兩黨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廣州長住下來,要求中共中央移設在廣州,以便將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立即付之實施。
可是他不夠幸運,,遇著了重要的障礙。國民黨方面對他的主張似並不感興趣;他們所最感
興趣的,只是獲得蘇俄的實際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至於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點,
在他們看來,也許並不是當前的急務。陳獨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馬林的主張,他堅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願羈留在廣州為國民黨的附屬品;這也不是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馬林的主張雖大體為第三次代表大會所接受,但卻從未實現過。在我看來,即使實現了,
也不會有好結果的。國民黨一般老黨員多具有門戶之見,他們對黨內的後起者也往往抱有輕
視的觀念,即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完全放棄原有的共產色彩,循規蹈矩的為國民黨工作,
也不免要被視為是身家不清白的異端,那裡會允許他們在國民黨內自由活動?而且一般共產
黨員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還是原具有國民黨籍而轉加入中共的。當他們過去在國
民黨時,多對國民黨的成規表示不滿,現在這些中共黨員又都加入到國民黨去,那裡會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婦”?因此,我們很有理由說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觀的幻想。
陳獨秀先生的立場不僅與馬林保持相當距離,他還始終懷疑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一主要政
策的正確性。共產國際指責他右傾,也是不公平的。因為那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比陳所
主張的還要右傾些。陳先生以較現實的觀點出發,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力量薄弱,中共在國民
革命中一時不易起領導的作用,這是事實。但他從不以為中共加入了國民黨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擴大中共的活動陣地,反之他認為這是中共方面的一種犧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國共兩
黨的糾紛為慮:他主要為了尊重共產國際的領導,才接受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會議時,經過爭論後,接受了有條件、有限度的加入國民黨的政
策,視為是實現聯合戰線的一種方式。基本上,我們始終站在國共兩黨形成聯合戰線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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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上。在第三次大會時,我們雖然同意擴大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範圍,但堅持中共組織獨立,
單獨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張,獨立領導職工運動,展開在廣大農民中的活動等等,這都意
味著是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在那段時期中,毛澤東大致上和我們少數派的看法一樣。
但是中共中央所實行的政策,是國共“混合”,而不是國共“聯合”;我們的主張被擱置
了起來,如果當時中共堅持國共聯合,相信是會得到孫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來,如果實
行國共聯合的話,也許可以避免國共間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兩黨聯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讓國民黨為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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