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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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應從實力而不是從軟弱地位出發，現在談判“不能在任何方面加強或改善自由世界在那裡的地位”。戰後同蘇聯經過多次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現在指揮中心正在轉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討厭、最骯髒、最難得出定局的游擊戰”，因此，“必須在東亞劃一條堅定的界線並堅守之”。

麥吉強調說：“歷史賦予美國人民一項極其艱鉅的卻又是不可推脫的任務：重新劃分世界勢力範圍的穩定界限。我們面臨的任務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要棘手和更加複雜。我們為贏得這個機會已經付出的代價理應使我們每晚都做噩夢。我們如何對待這個機會，將決定歷史發展的道路。”

然而，參議員魏恩·莫爾斯的發言卻與蓋耳·麥吉參議員的發言大相徑庭，他認為越南戰爭再也不能打下去了。莫爾斯在一篇題為《我們必須離開南越》的文章中說：“10年前，美國在南越著手進行一項已經過時約100年的冒險。當英國、法國和荷蘭結束它們對亞洲殖民地的統治的時候，美國卻開始試圖在亞洲大陸建立它自己的灘頭堡。”

“雖然美國出席了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這次會議擬訂了法國從它的印度支那舊殖民地撤退的協議——它卻拒絕在最後協議上簽字。印度支那的一部——南越也拒絕簽字。美國開始實行一項對南越的一個新總理提供大量財政和軍事援助的計劃。這位新總理，據我們看，是最可能保持一種親西方的傾向的。到了要在整個北越和南越進行日內瓦協議規定的1956年選舉的時候，我們和在西貢受我們保護的吳庭豔認識到，胡志明的信徒不僅會在他自己的北越獲勝，而且也將在南越獲勝。南越拒絕進行選舉。”莫爾斯指出，“在過去10年中，我們把我們的政策解釋為幫助一個自由政府抵抗共產黨顛覆政策。但是，南越從未有過自由政府。在南越存在的10年中，它的歷屆政府都是由美國替它選擇出來並且是用我們的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來維持的。”

莫爾斯寫道：“西貢接連不斷地發生政變和美國大使館一個接著一個地拼湊政府，已經把我們的解釋的欺騙性暴露無遺。被懷疑為贊成中立主義或贊成以任何談判形式解決內戰的領導人物，都被堅定地從政府行列中排除出去了。我們用來操縱政治和軍事領袖的主要工具，是關於我們援助的各種威脅和諾言。在一個1400萬人口的國家中，這種援助現在達到每年6億美元左右的水平。這個數目並不包括維持駐在這個國家的軍隊、顧問和大批飛機的費用。”

“事實上，官方對於我們為什麼呆在南越的解釋，現在已經不用‘幫助一個自由政府’的說法，而大談美國的安全和美國的威信是我們在越南的賭注。至少，這種解釋更接近真相。事實是，在1954年法國人撤走的時候，美國接管了印度支那的這一部分。在我們自己擠進我們從前沒有呆過的東南亞之後，使我們在亞洲的威信成為問題的正是美國而不是共產黨人。”文章進一步指出，“憑我們巨大的財富，我們能夠無限期地支援目前在越南的戰爭活動，即使戰爭活動擴大。但是，這個戰爭永遠不會停止，因為只要我們在那裡，並由我們選擇西貢的統治者，就總會引起反抗。”

莫爾斯強調，美國現在的做法非但不能維持威信，反而在破壞威信，因此必須透過談判解決問題。文章最後說：“許多國家，東方的和西方的，都已經使自己適應的亞洲舊秩序結束了，我們最後也將這樣。唯一的問題是，在此以前，為了試圖撥回時鐘，我們將浪費多少鮮血和金錢啊！”

在美國參議院辯論越南問題時，弗蘭克·丘奇發言說：“我們的外交政策能夠從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我們曾經認為，國外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們無關；現在我們又顯然認為，國外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們有關。在短短30年內，過分的孤立主義變成了過分的干涉主義。”

丘奇認為，美國要幫助亞非政府反共，力量有限，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援，美國就無能為力。西貢失敗是因為缺乏內部團結。東南亞其他國家不是“多米諾骨牌”，它們抵禦共產主義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遏止中國最好的辦法是在其周圍建立一系列穩定而獨立的政府，故應透過協議使印度支那中立化。

“我們所有的人都認識到我們的總統所擔負的作出決定的重大責任。”弗蘭克·丘奇說，“我們最後要記住，總統的印釜上刻著的是一隻美國之鷹，一隻鷹爪抓著的是一束箭，另一隻鷹爪抓著的是橄欖枝。審慎地同時使用箭和橄欖枝，體現了我們要避免在亞洲擴大戰爭的最好的希望。”

前美國國務院顧問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