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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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這一手著實厲害，馬歇爾這位五星上將確實被蔣介石觸動了神經。這位具有強烈反蘇戰略意識的特使，一直著眼於取得對蘇聯優勢，試圖儘快把蘇聯從東北趕回蘇聯本土去。蔣介石的話使馬歇爾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判斷：他遇到了在德國與蘇聯打交道時相同的情況。馬歇爾對蘇聯人印象一直很壞，現在他對在中國問題上蘇聯與中共的關係更加疑神疑鬼了。

當然，蔣介石並非有意讓馬歇爾難受，而是要馬氏為他出力。

自第一次蔣馬會面後，蔣介石即調整了策略，既然武力一時吃不掉中共，那不妨與之再和談下去，一面進行內戰準備。透過繼續談判能達到溶共目的，自然是上策，談判不成功或破裂，那在軍事上爭取時間也未必是壞事；更何況可將馬歇爾調處失敗的責任推在中共身上，爭取更多的美援，打更大的內戰，這也不是很好嗎？總之，共產黨休想重演歷史——像幾年前那樣絕處逢生。

36．再度開始的和談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對於和談是極為關注的。赫爾利辭職，馬歇爾接踵而來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國共談判前途可能產生哪些影響呢？主持談判工作的周恩來傾注了極大的精力來研究這些問題，為談判工作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著重分析目前國際的中心是蘇美之爭，其特色是雙方儘管“劍拔弩張”，但仍在“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即將在莫斯科召開的三國外長會議即是明證。儘管馬氏來華後，美國政策扶蔣壓共的基本點不會改變，但方法卻有可能改變。周恩來認為中共在談判中必須堅持“反內戰、爭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針，爭取政治進攻、軍事自衛的原則。他估計到：在國共重開談判後，如強調民主的統一，美國有可能同意，而蔣介石不會接受；反之，蔣介石想以邀請幾個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就算作民主、美國也能同意，但中國共產黨不能無條件接受。所以他提出，在與國民黨進行的這場爭取民主和平的鬥爭中，共產黨應爭取的對美政策是“力求在某種程度上中立它，不挑釁，對其錯誤的政策必須給以適當批評，對其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必須以嚴正抗議，對其武裝進攻必須堅持抵抗。”

針對國內外出現的新情況，中共中央認真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及時地調整了自己的策略。還在赫爾利宣佈辭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美蔣鬥爭策略的指示），認為“目前世界的中立問題是美蘇之爭，反映在中國便是蔣共之爭。美國對華政策是盡力扶蔣打共反蘇，而蔣則在打共時企圖中立蘇，在反蘇時必然連上共。故蘇聯目前對華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與中共隔離，在對美鬥爭有時中立蔣，在對蔣時亦常不聯絡美。因此，我們目前在以對蔣鬥爭為中心時，一方面固應表示與蘇聯無關，另方面有時（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國，以減少我們一時或某一種程度的困難。12月9　日，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飛電中說：”赫爾利政策失敗，馬歇爾來華在方法上有改變可能，故我宜嚴整陣容，在政治上取攻勢，在軍事上取守勢，但同時又應使其在軍事上知難而退，在政治上認為有道理可講、有文章可作。“

12月15白，即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宣告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作出了立即恢復國共談判的決定。與此同時，延安方面認為，調整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點仍然是扶持蔣介石，但目前已決定不直接參加中國內戰，不援助蔣介石武力統一中國，贊成中國的和平統一。這些建議從表面上看與中共即將在談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接近之處。這種變化客觀上有利於中國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業的發展。

周恩來還認為，從個人歷史修養和氣質上來看，馬歇爾將軍又屬於美國政府內部中存在的比較開明的一派，如果這一派的意見佔上風，真能言行一政地履行杜魯門宣告，加上國民黨在國內外反對內戰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實現一定妥協下的和平不是不可能。於是中共中央表示歡迎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關係。

就在12月1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還確定了出席政協會議的中共代表人選，批准了中共代表團的談判方針和綱領。12月17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公開響應杜魯門宣告，“要求中國內戰之立時的、全面的與無保留的終止，並要求即將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執行各黨派代表會議的職權，結束一黨專政與改組國民政府”。12月19日，中共中央釋出黨內指示，認為“美國已決定不直接參加中國內戰，不援助蔣介石武力統一中國，而援助中國的和平統一，所有美國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