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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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裡，收藏有一柄明代軍刀，上面刻著“萬曆十年　登州戚氏”，是戚繼光在薊州任上所鑄。也就是在這一年，萬曆十年（1582年），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後，曾得到張氏讚賞和倚重的戚繼光也被牽連，次年被調往廣東，遠離京師重地。薊鎮百姓捨不得他走，依依送別，這種感人情景被詩人陳第寫入了詩篇：“轅門遺愛滿江燕，不見胡塵十六年。誰把旌旗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

直至抗日戰爭時期，薊縣關公、岳飛旁仍配有戚繼光的牌位，受到人們春秋兩次祭祀。

明代長城中，居庸關雄偉壯麗，山海關氣勢磅礴，金山嶺險峻挺拔，司馬臺高聳入雲，它們依託著群山，如波濤起伏，氣象萬千，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寶。與之相聯絡的，是一個不朽的名字戚繼光。　（萬明）

北京人知道趙家樓，是因為它是東城區的一條衚衕；外地人知道趙家樓，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它與五四運動聯在一起。當年，五四運動的愛國學生，因北洋政府賣國，憤怒之下燒燬了位於這條衚衕裡的外交次長曹汝霖的住宅。愛國學生的舉動，使這條不長的小衚衕，成了北京一個有名的地方。

相傳，這條衚衕所以稱為趙家樓，是由於隆慶時期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曾經在此居住。雖然這個說法缺少進一步的佐證，但以趙貞吉為此衚衕的居民，是不辱沒這衚衕的，因為趙貞吉在明後期也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

趙貞吉是四川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於敢言，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責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從古北口南下，搶掠通州後進逼北京城，京師宣佈戒嚴，因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稱此事為“庚戌之變”。在城下，蒙古致書明朝廷，要求進行通貢貿易。明世宗令禮部尚書大學士徐階召集百官商討對策，當時趙貞吉官為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參加了這次商討。

從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發言。這主要是百官摸不準朝廷是主戰還是主和，怕說錯了於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對不起國家，也不能耽誤自己。徐階見狀，無奈之下，要取兩個簽名簿，準備將眾人名字寫上，以此上奏。趙貞吉終於耐不住性子，出班高聲說：“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時以之為恥，況且如果此次允許通貢，蒙古就會入城索要不已，萬一出現內外夾攻的情況，如何防禦？”明確提出了主戰的觀點。徐階聽罷，問道：“足下一定有奇謀了？”趙貞吉說：“為今之計，請皇上出御正殿，下詔檢討自己過錯，激勵將帥，廣開言路。少下損害士氣的命令，加大賞功的力度；動員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諭諸將並監督力戰。除此以外，別的都沒用。”

一直等待商討結果的世宗，很快就從旁聽的宦官那裡知道了趙貞吉的發言，他親自給首輔嚴嵩寫了手詔，說趙某人說的對，只是有的事不該涉及，並讓嚴嵩擬詔褒獎趙貞吉。於是趙貞吉被升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並給賞功銀5萬兩，令其到軍前隨宜處置。但在敕命裡卻沒有給趙貞吉督戰之權，也沒說他可以統帶軍將前往軍前。這個細節，給趙貞吉帶來很大麻煩，而這是嚴嵩等人使的陰招，故意要出趙貞吉的難題。

本來，趙貞吉與嚴嵩的關係至少在表面上還可以，二人時有往來，為詩詞文字之交。但由於趙貞吉言直口利，引起嚴嵩不滿。據說，趙貞吉在會議發言之後，就到西苑嚴嵩辦公的地方，意在徵求嚴嵩對此事的意見，但門房不讓其進入，趙貞吉怒斥守門人。恰在此時，嚴嵩的乾兒趙文華也去見嚴嵩，趙文華對趙貞吉說：“你這下完了，天下大事應該慢慢商議。”正在氣憤中的趙貞吉聞言更加憤怒，他罵趙文華道：“你不過是權門的走狗，哪裡知道天下大事！”史書說“嵩聞大恨，欲敗其事”，趙文華更是要搞掉趙貞吉，於是在敕書中做了手腳。

由於沒有旨意，趙貞吉得不到運送銀子的官車，連一個護兵也沒人給他派，他只好到街上僱傭民間的車子，單騎出城去犒賞軍兵。當時，敵人的騎兵在城外來來往往，一旦遭遇，後果不堪設想。但趙貞吉憑著勇氣，硬是把銀兩送到總兵仇鸞的大營。他遍歷各軍營，傳達皇上的抗戰旨意，發散賞軍銀兩，“一時將卒感奮”，士氣高漲。

次日清晨，趙貞吉回城覆命。隨後，他把應敵方案和增加他督戰之權的請求寫成奏疏，但仇鸞趙文華等人找藉口壓下他的奏疏，致使他覆命時只能以頒旨發賞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悅，認為，銀子讓你發下去了，可應敵的措施一項也沒有，這就是誆騙朝廷，為自己買好。於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