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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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上源驛之宴後，襲殺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過這個事件的後續處理，朱溫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軟弱無能的本質，從此開始肆無忌憚地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當然，在其羽翼未豐之時，他仍然繼續打著尊王的旗號，時刻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自我標榜，並在朝廷之中尋求內援。朱溫的手段仍然比較高明，因為他的主要藉助物件是朝臣張濬、崔胤等，而李克用最初則主要藉助宦官楊復恭等，這裡頭又牽扯到大唐朝廷固有的南北司之爭，以及天子李曄本人對宰相朝臣信賴有加等等原因，無須細思。總之雙方都打著尊王的旗號，力圖為自己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合法外衣與優勢地位。

早在光啟元年底，李克用與河中王重榮聯手，攻擊大宦官田令孜與關中軍閥李昌符、朱玫，逼進長安，田令孜挾持僖宗逃難漢中，朱玫在長安擁立襄王李熅唐肅宗玄孫監國，遙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為太上皇，並遣使者攜詔書至梁，試圖獲得朱溫的擁護與支援（前文有敘）。這實際是朱玫一手策劃的一場宮廷政變。當時李克用已經移檄諸道，號召討逆勤王，宦官首領楊復恭也懸賞緝拿朱玫。朱溫聞變之後，審時度勢，認為襄王李媼不能長久，故果斷將偽詔“焚之於庭”，宣稱繼續效忠僖宗，這與其說是他的忠心，毋寧說是在形勢不明之下朱溫與李克用競爭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這裡，李曜忽然明白過來，前年由朝廷發起的圍剿河東的聯合軍事行動，使李克用在政治與軍事上一度陷於極大的被動，這件事算起來，只怕起因就是朱溫串通其它藩鎮，暗結宰相張濬，策劃組織的。

總而言之，在天覆四年四月昭宗東遷洛陽之前，朱溫也和李克用一樣，都是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現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運用上，朱溫還較李克用略勝一籌，雖然連年征戰，卻並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惡感，在朝廷內部，“囂張跋扈，蠻夷匪氣”的李克用顯然比朱溫受到的指責要多得多。然而當他受崔胤挑唆，大殺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時，朱溫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特別是弒殺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後，朱溫的行徑就引起了比較廣泛的公憤和不滿。

這並不奇怪，因為無論在藩鎮還是民間，人們在感情上都還對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戀，取而代之的條件並未完全成熟，這也是此前龐勳、黃巢兩次起義都能被並無多強實力的唐廷先後鎮壓的社會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溫卻因自己的出身閱歷和知識思想的侷限，沒有曹操那種長期“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見識與雅量，更沒有司馬懿父子歷經三代苦心經營終於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雖然他在自己羽翼未豐之時，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號，作為發展壯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覺自己的實力已然足夠強大，他就本能地不願再屈居人下，不再只滿足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來稱孤道寡，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影響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過程中，朱溫表現得太過操之過急，根本無視傳統與禮儀，手段殘忍，無所不用其極，連續弒殺昭宗、哀宗兩代皇帝，以及皇后與大批皇室成員，還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連為自己篡代弒君立下汗馬功勞的心腹也殺掉滅口。雖然改朝換代最終成功，也暫時得到了某一些藩鎮名義上的擁戴，但卻招致了外部反對派更為激烈和堅決的反抗，也引起了內部的一系列反對和叛亂。更嚴重的是，在輿論上迅速使自己陷於眾矢之的、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這種政治形勢和人心向背的逆轉，也是導致梁的軍事形勢盛極而衰，很快就開始走向被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曜心中清楚，朱溫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馬懿那樣的政治謀略，也是與他的個人出身及其個性、閱歷等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宋州碭山縣午溝裡的一個耕讀之家，其父親朱誠“平生讀書，不登一第”，以五經教授於鄉里，是個典型的失意文人，在朱溫童年時代即早逝，對朱溫的成長影響不大。其母早年為生活所迫，挾其兄弟三人，傭工異鄉，寄人籬下。

早年卑賤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溫潛意識之中滋長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