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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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改其色的李正陽終於也有震驚的時候，這說明他的心境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弱點；疑惑的是，李曜對天下大局瞭如指掌，洞徹十方，可似乎對一些眾所周知的事情反而有些缺失，這實在令人詫異。

不過，楊姑娘心中略一衡量，還是解釋道：“河東軍械監之富，天下無人比使君更加清楚，奴家就不多做贅述。只說這寇思堅，他本汴梁豪富之家，昔年朱溫來宣武軍上任，之所以能快速興起，便有寇思堅大力資助之功。朱溫站穩腳跟之後，對他投桃報李，許以河運之利如今汴梁甚或整個中原地境，但凡在朱溫治下，其財貨流轉，均少不得寇思堅！寇思堅手中有三大商行，分別為船行、米行、布行，幾乎一手壟斷中原水運、糧米、布匹絲綢等生意，坊間號稱‘中州財神’！據說這些年朱溫之所以對山東二朱、徐州時溥長期作戰而猶有餘力，正是因為這中州財神的全力支援又聽聞，這寇思堅正在遊說汴梁節帥王府，希望掌握鐵器製造與販售生意李使君，如今你可明白‘寇思堅’三字之涵義了？”

李曜聽了，心中果然大吃一驚，難怪這寇思堅竟能與河東軍械監相提並論，此人所做的買賣，還真是軍械監的一個翻版！唯一的不同就是，軍械監能做鐵器，而寇思堅還不能。但是反過來，寇思堅居然能掌握糧食買賣，這一點軍械監卻沒法在河東掌握住！

李曜心中慨嘆：朱溫啊朱溫，你這個偷鍋賊到底是不懂經濟，還是真有這麼大的魄力？都說中國古代從來都是重農抑商，可他媽經過老子穿越後的瞭解，這晚唐或者說中唐以後，重農抑商之說簡直就是扯淡啊！

其實李曜這想法，既有道理，也未免偏執。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一個重要政策的確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農抑商。當然，這一政策對保護農業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在封建社會早期更是如此。但從另一方面看，重農抑商的同時不容許新因素相互結合，相互促進，歷代的“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後一位，使得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許多不協調。

李唐皇朝當然也繼承了封建傳統的抑商政策。政府對於商賈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在時間、空間等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和控制。而商賈被稱為“賤類”、“雜類”。唐太宗說：“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圻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同時在法律上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中唐以後，一些士流仍然堅持著“工商之子不當仕”的原則。可見，商賈在社會政治上受到壓抑、排擠和十分顯然的蔑視。此外，國家對商業活動也管理很嚴。朝廷徵當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產稅，每緡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

唐武德六年（623年）按資產定戶為三等，武德九年改為九等，以戶等徵收戶稅。商賈等級即被列為上等戶。玄宗天寶敕令：“朕聽政之餘，精思治本，意有所得，蔗益於人。且十一而稅，前王令典，農商異宜，舊制猶闕，今欲審其戶等，拯貧乏之人，賦彼商賈，抑浮惰之業”。這種“重農抑商”思想可以說是貫徹於整個封建唐朝最高統治者的主導行動中的。代宗大曆初詔令更對商賈加稅二等，從他們的戶等即可知國家對其科責很重，商賈的差科當推於前列。

對商業實行強力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國特有的官商、官辦手工業制度。這種制度既可以使統一大國內部必要的商品交換得到滿足，又不致失去對商品經濟的控制、壟斷。但是安史之亂後，朝廷財政上捉襟見肘，窘困之極，遂在江淮、蜀漢等地大肆掠奪富商。政府和地方長官不僅對商賈在諸道津要地方透過的財貨課稅，並對他們的買賣也加以課稅，甚至稅及死者，商賈受到嚴重苛剝。兩稅法實行之初，法令規定：“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第二年又“以軍興，十一而稅商”，而社會普遍需要的如鹽、茶、酒等物品，均由國家集中經營管理或實行專賣，限制商賈獲利。而唐自貞元以來的“宮市”之猶，對商賈危害更大，使其受到勒索，搶…劫的情形十分嚴重。

朝廷對商賈在經濟上的橫加掠奪和政治上的肆意壓迫，使他們的經濟力量，很難有任何保障，甚至連富商大賈有時也不能倖免。如玄宗開元中，沒收京兆富商任令方資財六十萬貫，唐末富甲廣陵的大賈周師儒，後也被封建官吏迫害得傾家蕩產，悽慘不堪。因而商賈和朝廷及地方長官存在著尖銳、複雜的矛盾。而中唐以後的政府為確保其利益，更對私販鹽、茶者以極刑懲辦。販賣私鹽兩石以上就要處死；私賣菜“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