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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莫名的憤恨,因為一看到這倆字,他就聯想到宦官專權,而宦官專權,在他的印象中,就沒哪一回是好事。

宦官專權其實是唐代中後期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但相比於東漢和明代的宦官之禍,唐代宦官的專權無疑更加了得,因為他們不僅間接掌握了部分“皇權”也就是中央權力,而且獨以掌控兵權為標誌。有唐一代,宦官對內掌握禁軍,對外出任各藩鎮的監軍。自李輔國起,每一朝權勢最強的宦官必然掌握禁軍,發展到後來成為“權閹四貴”,就是兩神策軍中尉和兩樞密使。

事實上宦官監軍早在東漢時已有先例,延喜五年,由車騎將軍馮緄上書請設監軍。當時主要是為防止猜忌陷害的權宜之計,與軍權無關。而唐代起初襲隋制,則是以御史監軍。這個時期的監軍,也僅是以皇帝特派員的身份常駐方鎮“監視刑賞,奏察違謬”而已,既不是常設機構,也沒有參與指揮軍隊。直到玄宗開元二十年後,才開始出現以宦官監軍。

比如天寶六年,高仙芝軍出討小勃律,就由宦官邊令城監軍。不過,雖然當時宦官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但是還屬於一種臨時制度。但到了玄宗末期,由宦官出任監軍就開始漸漸普及,並且初具規模。到了德宗貞元十一年,開始“鑄監軍印”。監軍置印代表著宦官監軍有了法律保障,宦官監軍也由此制度化。

制度化的表現之一,是宦官監軍由臨時任命改為常設機構,在朝稱之為監軍院或監軍使院,設有監軍使和副使。監軍使直接聽命於皇帝,與地方藩帥互為統屬,互相制約,部下有副使、小使、判官若干人,同時還擁有自己的親衛兵,也就是牙兵。這一點,李曜在穿越唐朝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的印象中,監軍宦官不就是那些個捏腔拿調、打著皇帝招牌胡作非為的閹豎麼?卻不知道唐代的監軍宦官,不僅地位高、權力大,甚至還有自己的一支軍隊。

正因為監軍有軍隊,又是代表中央利益,因此經常會與節度使發生衝突,所以反過來說,他們組建自己的牙兵也帶有一定的自衛性質。

至於為什麼一開始是御史監軍,而後來則慢慢發展到了宦官監軍,理由當然是很充足的。按照李曜學生時代教科書的習慣性說法,那是“有著歷史的必然”的。'注:詳見附文。'

如果只說藩鎮方面,應該說宦官在藩鎮監軍的作用,正面作用要大於負面作用。安史之亂後,大唐陷入分崩離析,朝廷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藩鎮的勢力隨之膨脹,成為“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一元化實體;但是,集地方諸權於一身的藩鎮統帥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權力是有限的,因為他們必須與藩鎮內的另一巨頭——監軍使共同分享決策權與管轄權,即在藩鎮的內部,其管理實為“一元雙頭”共治的政治模式。在該模式下,監軍使的存在對藩鎮而言,它既是肩負著抗衡、制約藩帥的“中央代表”,同時也是調和藩鎮內部關係、協助藩帥管理的“合作伙伴”。

首先,宦官監軍發揮了在中央和藩鎮之間進行傳達和溝通的作用。安史之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天下分裂而無紀”,監軍使作為連線中央與藩鎮的紐帶,包括“上傳”與“下達”兩方面的內容。下達是指監軍使將中央的“關懷”傳達給藩鎮;而上傳則是監軍使將藩鎮內的重大事務及時上奏朝廷,是皇帝在透過進奏院途徑之外,瞭解藩鎮情況的另一方法,為中央的決策提供資訊上的補充,防止因為資訊來源單一而造成中央的決策錯誤。'注:詳例見註釋①'

有此可見監軍使和中央保持了緊密的聯絡,時刻報告藩鎮上的軍政大事,這些情報也對中央的決策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是監軍的宦官在藩帥的任免上擁有一定的發言權。作為唐代中後期位權傾一方的地方大員——藩帥,朝廷對其任命與管理極為重視。通常先要經過“臨軒冊命”的程式,並賜予“雙旌雙節”的儀式,最後,由朝廷以詔制的形式昭告天下。通常情況來說,任命藩帥要經過皇帝與宰相在御前會議上研究議定,對於情況比較複雜的藩鎮,特別對於有過割據經歷,或者軍將比較桀驁不馴的藩鎮,中央還需要考察所任藩鎮內的反應,主帥的任命往往依“眾議”而定。因此,及時並準確地掌握藩鎮資訊對於中央的決策至關重要。由於監軍使常駐藩鎮,對藩鎮內各方面的軍政情況比較瞭解,所以常常由他們向朝廷傳遞藩鎮上的情況。主帥“有物故者”,往往“先遣中使察軍情”而後授之,有時直接由監軍使向中央推出藩帥的人選。對於中央而言,監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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