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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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亂後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的長安集團、以及“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的河北藩鎮集團。

眾所周知的是，唐朝從黃巢起義以後的歷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兩大勢力集團為中心而展開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餘四朝均出自李克用這一系統，甚至作為中國歷史正統王朝之一的北宋王朝，也與李克用集團有著一脈相承，割不斷血脈的關係。

不過李曜倒是覺得，李克用所奠基的政治集團，既不同於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長安集團，也有別於他所說的河北藩鎮集團，它應該是唐末興起於代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內蒙古中部一帶，以沙陀三部落為核心，融合了突厥、回鶻、吐谷渾、奚、契苾、達靼等所謂五部之眾以及漢族等多種民族成分在內而組成的一個自成體系、獨具特色的軍人政治團體。由於它是從代北地區興起的，故後世有學者將其稱之為代北集團，李曜覺得這個稱呼基本上還算不錯。

代北集團的形成和壯大，是與沙陀勢力的消長直接相關的，不能說沙陀集團就是代北集團，但離開了沙陀集團的代北集團，肯定不能算曆史上真正意義的代北集團。而沙陀人從唐憲宗元和四年（809）自靈州遷往代北地區後，大致經歷了朱邪執宜、朱邪赤心（即李國昌）和李克用祖、孫三個發展階段。

關於朱邪執宜的事蹟，史籍中留下的記載不多，僅據《新書·沙陀傳》所載，元和四年（809），朱邪執宜率部進入代北地區後，屯守神武川之黃花堆，其部落更號為“陰（按“陰”當為“陘”之訛）山北沙陀”。元和五年，憲宗伐鎮州，朱邪執宜以其軍七百為前鋒。鎮兵解，因功遷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詔執宜屯天德以備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討伐淮西，長慶元年（821）討伐成德，朱邪執宜均率部參加，後入朝留宿衛，拜金吾將軍。大和四年（830），柳公綽奏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

在朱邪執宜主掌沙陀部落的階段，代北集團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實現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結合，形成了所謂“沙陀三部落”。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與沙陀的密切結合，在代北集團的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沙陀人從唐末割據爭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無時無處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貢獻。如李克用部將中，以及後唐、後晉、後漢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說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團中的核心和中堅力量。

朱邪執宜卒年不詳，估計大約死於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其子赤心承嗣。朱邪赤心繼續為唐朝天可汗效力，曾率部參加了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唐朝討伐回鶻和昭義鎮的戰爭，會昌四年澤潞平後，因功遷朔州刺史、代北軍使。宣宗大中元年（847），吐蕃聯結黨項及回鶻侵擾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隨河東節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徵西戍罷，朱邪赤心被任命為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鹹通九年（868），龐勳起義爆發後，朱邪赤心又率部隨康承訓前往鎮壓，因功被唐廷授予大同軍防禦使（後遷鄜坊、振武軍節度使）的職務，並賜以大唐宗姓。賜天子國姓，這件事在沙陀或者說代北集團發展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因為沙陀本來只是西域小族，其社會地位不僅不能同中原漢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內遷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的。《舊五代史》卷91《康福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後唐明宗時，康福出任河西節度使，“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

這個小故事中，“夷狄貴沙陀”，所以康福將沙陀人看作為“門族甚高”的一族，但卻受到士人出身的“從事輩”的“竊笑”。要知道，這已經是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後唐時期，此時尚且如此，那麼在沙陀勢力剛剛崛起的唐末時期，其社會地位就可想而知有多低下了。

朱邪赤心因鎮壓龐勳功而被賜予“李國昌”之名，“預鄭王屬籍”。這對沙陀人來講，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是他們抬高自已社會地位的極好機會。當然事實也的確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漢族士大夫們的普遍認可；宋人也將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後唐王朝看作是正統，這與歷來主張“華夷之辨”的中國傳統觀念大相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