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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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年間到唐高宗末年，為門下省政事堂議政時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雖然政事堂始終設在門下省，但作為一項制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武德年間，可以說政事堂純為宰相議政場所，如同現代的“會議廳”一樣，並非理政辦公之地。這個時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設在門下省，主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門下省權重勢隆之故。

貞觀年間，由於中書出令與門下封駁之間發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糾，就是互相責難，影響了政府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這種情況，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於是鑑於隋亡的教訓，太宗皇帝整頓了中央政府的組織機構，凡“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為了防止政府機構隨意擴大和官員冗濫，太宗還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證。同時，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變國家總樞機構中政務活動的某些程式。貞觀以前，詔敕雖多由中書出令，但承受者多，擬進者少，故宰相議政，多不在詔旨擬定以前，而是在詔旨擬定之後。詔敕之下，事先議論少，事後檢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設於門下，其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貞觀以後，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省權職漸重，中書令於定敕之前，多提前於政事堂討論。於是政事堂地位日漸提高，遂成為宰相議決政務的最高會議。

關於中書舍人“五花判事”，王摶並未多說，但李曜記得王夫之曾認為這是“會議之始”。他在《讀通鑑論》中說：“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什麼“會議之始”呢？《資治通鑑》說得明白：“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王夫之沒有注意“上始申明舊制”一句，既是“舊制”，就不會是“會議之始”。“上始申明舊制”，足以說明貞觀年間宰相議政，仍在門下省政事堂，而且，雖然中書漸重，但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的“舊制”並未改變。

第二階段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開元十一年，為中書省政事堂時期。這個時期，政事堂始正式成為宰相議決軍國大政的最高國務會議。武后光宅元年，裴炎執政事筆，遷政事堂於中書省。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之後，此時高宗已崩，中宗剛即位；至遲不會遲於他同武后合謀廢中宗、立睿宗的前後，即中宗嗣聖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間。

宰相既商討議決軍國重務於政事堂，而草擬詔敕之責在中書。為便於政務推行，於是政事堂遂由門下省遷至中書省。這是貞觀中期以來，中書地位日重而門下權勢漸削的必然趨勢。裴炎自侍中改任中書令，執政事筆，遷政事堂於中書省，並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發展所使然。侍中與中書令同為中央決策機構中書、門下省長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三品”銜，方為真宰相，得參加政事堂會漢，而獨於中書令“則否”？看似十分乖謬，其實乃是制度在漸漸變化矣！所謂“天河暗轉，必有其跡”，此之謂也。

政事堂遷至中書省後，在制度上明顯的變化，是宰相於政事堂議決政務時，有輪流“秉筆”或“執筆”之制。《新唐書》說：“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又說：“神龍初，（巨源）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這個時期秉筆宰相之常務，乃有三項：一，諸宰相議政時，主持會議；二，會議之後，總其紀錄；三，秉筆之日，坐政事堂辦公。

其次，武則天時改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臺。鳳閣鸞臺即中書門下，合政事堂實際已成為一體，成為權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誣告劉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以武則天那樣的專橫殘暴，欲以莫須有罪名懲處劉禕之，而詔敕未經鳳閣鸞臺政事堂討論議決，致引起劉禕之的強烈抗議，可見政事堂的權力已經很大，地位已有顯著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