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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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得過五日）”。2、“凡水旱蟲霜為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已役已輸者，聽免其來年。”3、“凡丁戶皆有優復蠲免之制，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州縣申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有精誠致應者，則加優賞焉。”陸贄將租庸調法歸納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由此可見，租庸調法是建立在均田制維持不墜、戶籍清楚確定這兩個基本條件之上。其中“戶籍確定”又是保證均田制有效運作的先決條件，一旦均田制遭破壞，租庸調法也必隨之崩潰。？

（三）兩稅法的產生？

安史之亂的破壞使唐政府“府庫耗竭”。而在安史之亂的同時，全國的大小起義不斷，南方有袁晁、方清等大規模的起義；北方的小股農民起義也層出不窮。加之藩鎮割據混戰，唐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統治政權隨時有崩潰的可能。在此形勢下，唐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財政來源。在制定新稅制的過程中，他們看到自唐初實行的地稅一直比較穩定。唐初除實行租庸調製外，還有兩種附加稅，即戶稅和地稅。其中“地稅”是指貞觀二年（628年），唐政府命令天下州縣建置義倉，規定王公以下的土地畝稅二升，以備凶年。中宗以後，國家財政日益拮据，義倉存糧全部用作填補政府的虧空。就這樣義倉糧成了國家的一項重要稅收，連名稱也改為“地稅”。到天寶年間，地稅和戶稅的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佔有一定比重，成為向兩稅法過渡的先聲。終於在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在戶稅和地稅的基礎上制定了兩稅法，在全國推行。？

二、兩稅法內容？

兩稅法包含了極其豐富的的內容。？

“兩稅”之得名系由收稅時分夏秋兩次徵收而來。“兩稅”之名也不是楊炎的獨創，早在玄宗時就有文獻記載，《唐會要·租稅上》載：“天寶九載十一月敕，自今以後，天下兩稅，其諸色輸納，官典受一錢已上，並同枉法贓論。”這裡的“兩稅”是指租庸調，與後來“兩稅法”的“兩稅”不同。楊炎只是引用“兩稅”的名稱，“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適即位，採納楊炎的建議，推行兩稅法。其具體內容如下：“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分析這段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兩稅法的內容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稅收原則？

“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楊炎制定的“量出制入”的稅收原則，打破了從西周以來的“量入為出”的傳統財政稅收思想。“量出制入”就是根據國家的財政支出數，匡算財政收入總額，再分攤給各地，“賦於人”，意在限制濫徵苛斂，減輕人民負擔。在兩稅支出額制定時，“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旨在給統治集團制定一個稅收的限額。？

（二）徵稅物件？？

“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兩稅法以戶稅、地稅為基礎，不再區分住戶和客戶，所有“見居”人口都成為徵稅物件。對於不定居的商賈遊販，“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商稅從此就被作為國家賦稅的一個正常的組成部分，在財政制度和財政思想上被肯定下來。其他如皇親國戚、官僚地主、衣冠形勢戶等也都成為納稅物件，不再享有免稅特權。這充分說明兩稅法擴大了徵稅面。？

（三）徵稅標準？

“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租庸調是“丁身稅制”，徵收以人丁為本，而兩稅法則“舍丁稅地”，“唯以資產為宗”，“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稅額按照田畝和資產的多寡來確定。兩稅法是由地稅和戶稅發展而來的，地稅來源於土地，戶稅是按資產來確定，而土地依然是資產的主要內容。從理論上講，這種“計資而稅”的制度，較按人丁平均攤派的舊制度合理的多，對無地少地的居民較為公平。雖然劃分戶等中會出現高低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