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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提出的三種方案第一是圍困戰法。圍而不打,直到東京城裡缺衣少食,最終陷入絕境。此方案地好處在於能將中國軍隊的傷亡減少到最低。但弊端在於同樣也將消耗國防軍大量的物資,而且轉運非常不便,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反而會使自己先亂了陣腳。
第二種方案為炮擊日軍主要陣地,也能使傷亡減少,但主戰場將會放到城區,整個東京都會被打爛,將無法完成元首的交代。
第三種方案是將重點放在新橋,牽制月島,迅速切斷日軍的聯絡。
日本人如果想堅守下去。為了保護這條生命要道,必將在新橋附近與國防軍決戰,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將來進入東京內城的大規模戰鬥將會被避免。但是這種戰法,將是硬碰硬的一場艱鉅地攻堅戰,將有可能讓國防軍付出較大的傷亡。
張作霜把這三種方案比較了很久,說道:“副總指揮,我覺得既然元首有了決定,那麼毫無疑問。只有第三種辦法可行。”
47師師長王春龍也說道:“我同意張師長的意見。”
見部下的意見基本統一,吳佩孚點了點頭:“那麼好吧,採用第三套方案,由46師負責主攻,47師為預備隊。”
這時在東京城內,氣氛空前緊張,人人都在為“東京保衛戰”做著最後的準備。但在東京西南角的一個小房子了,兩個穿著和服。卻說著中國話的人正在交談著。
他們就是中國歷史上曾經的風雲任務康有為和梁啟超。
自從百日維新失敗後,靠著當年兩廣總督李鴻章的庇護,兩個人成功的跑到了日本,避免了和譚嗣同一樣悲慘地命運。
“卓如,山雨欲來風滿樓啊。”康有為摸著自己的鬍鬚說道:“沒有想到現今中國的軍隊這麼能打,竟然在一眨眼間打到了日本的京城。”
粱啟超嘆息著道:“是啊,這豈非正是我們當初的夢想,為了中國的強大而努力。我們沒有做到,但那個李國勇卻做到了。”
好像聽到“李國勇”三個字康有為就來氣。他輕輕拍了下臺子:“不要說此人,當年若不是他和袁世凱,只怕我們的大事已成,哪還輪到他呼風喚雨,不可一世?”
做為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梁啟超的思想要比康有為開通一些。他最得意地學生,現在中華帝國的總參謀長蔣百里曾經與他有過一場論戰。1902年的時候,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宣揚“立憲”尤重“新民”指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
接著他又寫出了《新民說》、《新民廣義》等文章,加以系統地闡述發揮,改良主義論調氾濫一時,迷惑了不少人。
旋即,蔣百里立即用筆名“飛生”撰寫《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劉於《浙江潮》尖銳指出:“《新民說》不免有倒果為因之弊,而《立憲說》則直所謂隔靴搔癢者也。”
此文連載兩期。剛劉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啟超的高度重視,馬上回應,寫了《答飛生》一文,劉於《新民叢報》進行辯解,一場大的論戰就此展開,蔣百里的好友問他:“梁任公是你的恩師,你怎麼同他公開論戰?不怕損害師生情誼嗎?”
蔣百里直言相告:“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
當再有人問到梁啟超時,他卻極度欣賞這個得意的弟子,甚至為有了這麼個傑出地學生而沾沾自喜。
“老師,”梁啟超說道:“其實我覺得咱們大可不必怨恨李國勇,到了日本後我仔細想了下,只怕沒有李國勇,咱們的變法也未必能夠成功。我們變法是為了徹底顛覆中國的傳統,自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我們當時的勢力,遠遠不及他們。我們的做法過於激進,考慮得很不全面,在沒有掌握實權,沒有形成權威的時候一意孤行。最後,我們甚至沒有任何同盟,老師,這樣的變法又怎麼能夠不失敗呢?”
康有為默然無語,梁啟超的說法他也想過,也句句都是實情,但生性固執地他,還是始終不能諒解李國勇的所作所為。
見老師依舊帶有恨意,梁啟超說道:“其實李國勇正在幫咱們完成沒有完成的心願,他當年在江蘇所做的一切,不正是咱們想做的?只不過各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樣而已。我們講究的四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但李國勇卻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不過殊途同歸,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樣的,為了中國的強大;不同的是,他成功了,而咱們失敗了。”
康有為重重地嘆了口氣:“你說的有理,甲午之敗的恥辱到現在還在我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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