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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同樣的下場。1919年,芝加哥“黑色短襪”橄欖球隊的幾名隊員在打完世界盃迴圈賽後被永遠禁賽,我們的所作所為永遠玷汙了自己的名聲,在政界我們何嘗不會被踢出去?我們將會有什麼樣的結局?但是我發現美國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國家,所以,所有為尼克松效力的無辜的男男女女,甚至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都會繼續在人生中創造更大的輝煌。可那段日子,不利於我們的形勢一觸即發。
對於我個人來說,已經風平浪靜。新總統上任幾周,我仍舊管理著白宮撰稿人,力爭使原來尼克松的人與新來的福特當副總統時期一部分工作人員融為一體。可一天早上,福特新的新聞秘書傑裡·特霍斯特宣佈任命保羅·泰斯為白宮撰稿室領導,真是雪上加霜,老天爺!竟然是這樣。這個新隊伍裡沒有一個人事先透露訊息給我或者給艾爾·黑格,他當時是白宮辦公廳主任。艾爾和我一樣生氣,但我們又做不了什麼。那是他們的白宮,不是我們的,他們有權讓他們自己的人負責,不管這事辦得多不得體。國會的老議員保羅·泰斯確實是一位好人,隨著時間流逝,我越來越感覺到我喜歡他和他招募的人了。但當他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以高階撰稿人身份留任時,我謝絕了。
內閣中有一個人引起過我的注意,他就是威廉·西蒙,1973年,他如颶風般旋入華盛頓,擔任尼克松的首任能源部部長。那時OPEC正開始緊縮世界石油供給,之後,當危機減弱時,他在1974年5月成為財政部長。我在一個嚴厲、武斷又充滿愛心的嚴父身邊長大,因此崇拜那些能夠駕馭強大權力的人,比爾就是這樣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經濟上下起伏不定,但他是弄潮兒,年青人就喜歡這樣。我被免職那天,我打電話給他,說我在攀他這個高枝兒。傍晚,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到他那兒,為他起草公文並擔任政治顧問,他和他的手下教我經濟。對我來說這是一樁好買賣,財政部的同仁教會了我所有關於自由市場和財政的規則。
與比爾·西蒙合作的一年裡,讓我堅信:年青人在從政的早期必須受僱於一個聰明能幹適合做其良師益友的人,換言之就是做別人風箏上的一翼;或者加入一個專業水準高、充滿活力的組織,使自己在其中受到磨鍊。在西蒙手下和財政部裡,我幸運地魚和熊掌兼而得之。他是一個特別嚴厲的執行官,他自己和他周圍的人整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他來自紐約投資公司中的所羅門兄弟公司,所以習慣於冒險,只要掌握到別人所瞭解資訊的百分之二十就做出決定。在投資界,只要你能打出油,打兩個乾井是沒關係的,西蒙的第六感官特別靈敏,他知道錢能從哪兒流出來。在公共政策競技場裡,靠第六感做出判斷非常危險,但他能及時自我修正,在任期間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裡,比爾的脾氣相當暴躁,就像上了膛的子彈。他愛向人發火,愛掰斷鉛筆,這都是出了名的。我有一個女助手,非常害怕他。一天下午,他的辦公室裡打來電話說要一篇演講稿,我那助手跑下樓去送,結果在大理石地上滑了一跤,扭斷了腳腕,要不是她平時表現不錯,她就麻煩了。但比爾也有仁慈的一面,他對我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財政部長在任職期間至少要做一次環球旅行,當比爾打算遠訪前蘇聯、印度和斯里蘭卡時,我都緊隨他和他的妻子卡羅爾,旅程長達十天之久。現在一些領導人認為自己很忙,也很害怕反對派指責他們去用公款旅遊,因此,他們也就沒有時間去了解他國文化。更可悲的是,他們知識極為貧乏。西蒙是惟數不多的知道怎麼旅行的人,我把他看作是與眾不同的老闆。他總是高期望,高標準,他是團隊的核心。在現在的領導中,這樣的人物不多見。任何一個年青人在這麼艱辛的一年裡都會受益匪淺。
我認為自己徹底離開了白宮,可我卻沒有。西蒙從白宮開會回來說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我以前在為福特工作時的一個同事秘密打來電話,讓我暗中幫助他撰寫稿件。
福特正艱難地想促成一個平穩的管理隊伍。他從國會山帶來的那批人經營白宮顯然人手不夠,再者,尼克松的人也已走得差不多了。福特別無選擇,只有吸收新人,只能靠他在國會山中的廣泛交情,結果自然是很複雜的。新招募的人中最知名的是唐·拉姆斯費爾德,他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節的位置上調來任非正式白宮辦公廳主任,還有他的副手迪克·切尼,兩人不久便與哈特曼和他日漸增多的部下水火不容了。
哈特曼認為拉米和切尼二人尼克松氣味太濃,而且拉米和切尼已經建立起自己的聲望,他們曾在尼克松下屬的行政部門工作過,這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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